农民工落户城市：实质在于利益分配

“上不着天，下不着”“进不来又回不去”，应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最突出困窘。“进可攻退可守”的传统选择，在世事的变幻中，无奈地异变为“进无可攻，退无可守”。于是，改革户籍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有序地转化成市民，成为自然而然的应对之策。所谓户籍改革，虽然是一个基于人格尊严以及权利平等的社会问题，但本质而言，则是一个现有利益的再分配问题。     

多户口是如何“炼”成的?

前些年,直接与户口挂钩的利益越来越少。直到最近几年,开始大规模房产限购后,人们对户口的关注重新热切起来。深受高房价之苦的公众,终于在对"房姐"、"房妹"和"房媳"的舆论讨伐中蓦然发现,中国的户籍管理已经积累了大量问题。"我自己就有3个户口,我孩子还是北京市户口。"听到记者问及当地多户口的情况,河南某地一位地方官员刘豫现身说法。因为有过交往并且信任,该官员向记者坦陈,当地多户口现象相当普遍,附近一带有不少以户籍警或派出所所长为中心的户籍买卖链条。     

小问答

问：我与妻子结婚5年了，当时是在北京市西城区办理的结婚登记，结婚后我们一起到加拿大定居，但我们的户籍还在北京市西城区，出国之前我们在北京市海淀区居住．现在，我们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提出离婚诉讼，     

压力、负面情绪与中国流动儿童的越轨行为

本文采用一般压力理论来解释流动儿童的弱势地位(压力来源)、负面情绪与越轨行为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基于2011年广州市中学生生活调查的数据,本研究运用负二项回归(NegativeBinomial Regression)模型分析了各种压力来源对流动儿童的负面情绪及其越轨行为的影响,并比较了流动儿童与广州本地儿童在越轨行为模式和形成机制上的异同。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的越轨行为显著高于城市本地的青少年,尤其是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其越轨行为更加严重。研究进一步发现,压力对流动儿童的越轨行为有直接作用。其次,同本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面临更多压力源以及程度更为严重,他们更有可能出现与教师的负面关系及承受更大经济压力。再次,个体的压力越大,越容易产生紧张、绝望、烦躁或焦虑、沮丧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等负面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本地儿童面对压力所产生的负面情绪比流动儿童更为严重。最后,本研究证实负面情绪是压力与流动儿童越轨行为间的重要中介变量;由于缺少社会支持,流动儿童的负面情绪更易导致其越轨行为的发生。本研究显示艾格纽提出的一般压力理论对理解中国未成年人的越轨和犯罪行为有较强针对性,也有助于我们提出改善流动儿童社会境遇的政策建议。     

大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痛苦状况调查研究——基于上海市Z区的实证调查

以在上海市某区工作的16-34岁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改进版的青年生活痛苦指数量表进行测量，通过与本市Z区户籍青年的生活痛苦指数得分情况的比较，细致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痛苦指数的总体得分、分项得分及其问题，提出缓解青年生活痛苦状况的一些建议。     

“民工荒”深层原因的思考

民工荒与户籍制度事情要从在2004年就开始显现并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说起。经历了2003年的民工潮之后,2004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出现大逆转,民工荒迅速被各方媒体报道。据统计,仅珠三角地区加工制造类企业的工人缺口高达200万人。2004年第三季度,浙江省民工缺口比重为34.25%。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总体思路

一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为总目标。在国家完善农民工政策的基本目标下．需要优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在政策导向上，不能再期望新生代农民丁最终返回农业或农村。而是要在户籍政策、公共服务政策方面对其要留出足够的通道，使其中大部分能够在输入地或城市沉淀下来。二是以提供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目标．仅靠户籍政策是远远不够的，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故乡纪行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刊专访组专程奔赴辛亥革命领导者、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中山市南朗镇进行采访。南朗镇位于中山市东部，西靠五桂山，东临珠江口，与香港隔海相望，是一个旅居海外侨胞人数比当地户籍人口还要多的著名侨乡。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杰地灵、英才辈出，近代以来先后走出了近百位享誉中外的名人，他们当中除...     

党务咨询

1．刚毕业的大学生党员党组织关系转到户籍所在地后的党费交多少？     

大学生参与卖户籍牟利

贵州作为西部内陆省份，教育水平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相对滞后，国家为鼓励贵州考生，在高考录取分数线上对贵州生源有所照顾，分数线相对较低。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铤而走险买卖户籍，帮助外省考生“移民”贵州参加高考，从中获取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