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特许经营协议的性质及其法律规制

当前我国理论界对PPP特许经营协议的法律性质一直未有定论,各种学说均有其理论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困难。区分PPP特许经营协议性质的实益在于法律适用的选择,行政合同与私法合同的区分标准在于是否引起行政主体公法义务上的负担。从PPP特许经营协议的主体、目的等方面考察,双方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本质仍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合同,将协议定性为民事合同或者混合合同均不利于合同目的的实现和纠纷的解决。在PPP特许经营协议的纠纷解决机制上,除传统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机制,调解、仲裁机制具有其存在的必要和优势之处。     

附抗辩权债权抵销问题研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欧洲合同法原则》反映的新趋势以及对"附抗辩权的债权不得抵销"规则的质疑

在附抗辩权的债权能否抵销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得"和"可以"两种不同的规范模式.前者由<德国民法典>第390条明确规定后,被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或地区民事立法及理论所采用.但是这一规定与传统民法中的抗辩权理论有着明显的冲突,并有剥夺权利人意思自治之嫌.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和<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抛弃该模式,转而有条件承认附抗辩权的债权可以抵销的做法则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未来我国的民法典应当考虑抗辩权理论和抵销效力理论的一贯性,不应仿效德国的这条规定.     

宽限期满人身保险合同效力及保险人权利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对于宽限期期满时的人身保险合同,如果投保人仍未能缴纳保费,到底是合同效力中止,还是依照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保险人具有自由选择权。本文分析了宽限期期满时人身保险合同效力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和保险合同中止后的三种情形及这两种可能性对被保险人的影响,并进一步阐明了保险人具有自由选择权的传统观点存在瑕疵,法律虽然规定此类保险合同的效力具有两种可能性,但到底发生哪种可能性,保险人并没有自由选择权,而应由合同本身来决定。     

意思自治与公共秩序——公共秩序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

意思自治是民事活动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民法的内在精神和灵魂.但是,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必须以公法提供的公共秩序为基础.应正确划分意思自治与公共秩序的边界,打通私法与公法连接的通道,通过对公序良俗的类型化研究来克服法条自身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才能让司法在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金融创新合同效力认定问题研究——以民法典第153条为视角

金融合同的效力认定是当前司法的热点和难点,争议很大且矛盾凸显,随着金融监管的全面加强,司法实务中对如何适用民法典第153条存在较多疑惑,尤其对于法律和行政法规没有明文规定,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的行政规章或者监管政策作出了禁止性规定的事项,应当依据公序良俗原则依法认定违规行为的效力。以社会关注的虚拟货币为例,因其社会危害性,金融监管部门逐步强化监管,因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共秩序,应当以禁止性监管规章的发布时间为界,原则上此前签订的合同有效,此后的无效。裁判说理应结合规章条文,对照分析相关行为对公序良俗的破坏。     

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合同研究

由于话语权的缺失、自身科技发展状况的限制和国际法律体系建立的过程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在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领域要遵从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采用"合同模式"。通过对此类合同的解读,分析其性质,明确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我国为例探讨如何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能够利用这种合同,获取相对较大利益。     

桑粤春：玩转黑白两道的人大代表

4月26日,原第九届全国人大代 表、长春吉港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桑粤 春被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其兄桑粤东因犯合同诈骗罪、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其姐 桑粤萍因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 意伤害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合同的解释原则

合同解释原则具有行为准则及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对司法实践中法官(仲裁员)解释合同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应进行有效规制和引导。我国对合同的理解与大陆法系是基本一致的,强调的是当事人的意志,而不强调外部表示。     

从ATM机频出假币事件探讨银行责任

银行ATM机频出假币事件引发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危机。持卡人举证责任范围、银行交易安全保证职责都涉及双方切身利益。对于该事件法律关系划分是合同、侵权还是消法维权等问题,关系持卡人交易损失原则适用。应建立持卡人交易损失的救助机制,最大限度地保护持卡人利益。     

论合同解除及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一般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其后果类似于合同无效,应当属于能够引起合同关系产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因此,对合同解除问题必须慎重对待。实际上,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法,各国因立法不同而有差异。关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及其方法,实践中对于当事人以诉讼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可以、合同解除权以此方式行使时解除效力从何时起算等问题尚存一定的分歧。此外,由于我国立法也未对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期限作出明确规定,构成法律漏洞,影响司法实践。为此,本文拟结合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如约定解除权的类型及其行使程序、附条件或附期限的解除权的行使、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合同解除是否都具有溯及力、合同解除权行使的除斥期间如何确定等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分析、研究,明确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要件、程序,准确把握其适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