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地方性法规立法后评估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湖南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立法后评估为例

立法后评估有助于了解立法实际成效,提升立法水平。长期以来,人大和政府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和努力,并且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以《湖南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立法后评估实践为例,透过对立法后评估的基本现状及其问题的反思,我省的地方立法后评估工作可从深化对地方立法后评估重要意义的认识、建立健全地方立法后评估的常态化启动机制、强化公众参与和沟通、善加利用法律大数据等方面进行完善。     

公共危机管理的行政法治现实课题

本文结合"非典"公共危机管理的新实践、新情况,探讨了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若干现实课题,提出应加强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将行政应急性原则纳入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重视行政指导措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适当运用,系统研究解决诸多后"非典"时期的行政法律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动力探讨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开启改革开放事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创造性学习的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内源性动力.学习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外源性动力.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学习才能完成推动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目标性动力.这三种动力将助推中国共产党全面展现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宗旨.     

四川灾后重建社区志愿服务法治化的比较研究

四川灾后重建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纯依靠政府组织灾后重建不是明智之举,采取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模式是现实的必然。吸收志愿者参与社区重建提供专业性的志愿服务为灾后社区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实中灾区各社区已安排的志愿服务在招募、管理、资助、考评、追责等方面存有一些问题。通过借鉴其他灾害多发国家和地区的灾后社区志愿服务经验,结合灾区社区志愿服务已存在的主要问题、灾区志愿服务法律现实及我国推进服务型法治政府建设的政治语境,本文提出了一些促进灾后社区志愿服务走向法治化的具体举措,以期实现灾后社区志愿服务法治化与灾区服务型法治政府建设的双向互补。     

辩护律师介入刑事审判后程序的法理思考

以法院庭审为界限,庭审之前的准备程序称为刑事审判前程序,庭审之后的程序,称为刑事审判后程序。这样划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辩护律师开庭前后的诉讼活动进行区分。应将辩护律师在休庭后择日宣判、一审判决送达后到上诉程序启动前以及死刑复核等阶段的诉讼活动纳入到刑事审判后程序中,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探究这一程序中辩护律师介入的立法缺陷、具体路径以及实践操作等层面的问题。     

后阿拉法特时代的以巴关系--对中东和平进程三大关键因素的分析

阿拉法特辞世后,阿巴斯当选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完成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领导人的代际更替,沙龙组成新的联合政府,布什完成连选连任,巴、以、美三方的变化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实现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以巴恢复和谈势在必行。但由于三方特别是以巴双方各自面临重重困难,因此,在形式上恢复和谈容易,就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难。     

舟曲重建 厅官落马

2012年2月16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氛围跟往日有些不同,近百名省、市、区三级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工作人员应邀观摩一场庭审。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张国华收受贿赂428万余元,另有973万余元巨额家产来路不明,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今天公开开庭审理。庭审持续了6个小时,,张国华当庭认罪服法表示甘愿接受制裁。下午3时30分,审判长宣布休庭,因案情重大,该案将择日宣判。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问题初探——基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思考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涉及诸多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如何运用的问题.对此,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范,实践中做法不一,现实中的难题和分歧一直存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对此做了一定的规范,不过对有关证据转化主体、转化方式、转化结果还有待深化认识.     

绵阳：让招投标更加公正

近年来，四川省绵阳市针对灾后重建工作中，工程建设投资面宽量大的实际，大力净化招投标领域环境，坚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总体思路，采取“制度＋科技”的模式，全面推行招投标电子化，实现了招投标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产业政策法律化思考——以日韩经验为借鉴

后危机时代是指危机已经触底进而处于复苏的阶段。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虽至目前各国经济开始有所复苏,但复苏的基础仍然不牢固。在后危机时代要实现化危为机,就在于如何实现我国产业政策的法律化,从而更好地契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日韩两国产业政策法制化发展的历史溯源,可以让我们有所启发,从而在WTO规则的制度环境中,考虑如何在后危机时代实现我国产业政策法律化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