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球“与“黑哨“的司法介入

我国的足球联赛已开展七年,从1997年开始,出现了“假球”与“黑哨”两词,对其内涵,目前尚无权威解释。我个人理解：“假球”是指在足球比赛中,一方故意向对方示弱的行为;“黑哨”是指在足球比赛中,裁判故意偏袒其中一方的行为。     

北约职能扩张的发展演变

北约的职能扩张性是冷战后北约具有的一个新特点,而政治性和干预性的发展又是这一特点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两个方面,整个北约的扩张性是北约在欧洲新的安全形式下所循序渐进发展起来的,而且它的发展是北约战略调整的必然结果,其对欧洲安全产生的消极影响不但将威胁欧洲自身的安全与稳定,而且将严重威胁２１ 世纪的世界安全。     

论免责条款的效力控制

免责条款出现于合同历史久远,其存在价值在于其经济合理性之一面,而经济优势者在定式合同中对它的滥用亦是造成社会不公之一源.对免责条款的控制方法,域外规则主要是从形式方面严格条款订入合同的程序,从实质上审查条款内容的合理、合法性,在实务解释中限制条款效力涵盖的范围.我国立法与实务对免责条款的控制虽已起步,但仍有待形成一套系统适行的规则.     

共同过失犯罪新解

共犯理论的通说持"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的成立模式,并以"共同+过失犯罪≠共同过失犯罪"的观点刻画了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立法障碍,这使得共同过失犯罪的解释论毫无立足之地。而将"共同过失犯罪"解释为"共同过失+犯罪",则解除了对共同过失犯罪成立条件的误读;将"共同故意犯罪"解释为"共同故意+犯罪",则洞察了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立法通道。共同正犯、教唆犯和从犯都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它们都具有共同故意的心理,因而不存在立法上的障碍。     

实践矛盾何以可能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以普遍法则公式为人们的日常道德规则提供基础,以此来证明行动的道德与否。该普遍法则公式后来被学界系统化为一个行为决策过程,以此避免了道德判断的模糊性,而改用演算的方式来判断道德属性。然而这种清晰、严格只是表面上的,事实上,学界对于每一个步骤都有争论。文章主要依据郭斯嘉的"Kant’s Formula of Universal Law"一文,对实践矛盾解释进行讨论,并分析实践矛盾何以可能的核心论证,最后对该论证进行评价。     

指导性案例: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司法探索

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提上日程,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但是,在立法修改之前,司法者需要面对有限的法律规定与社会中扩大受案范围需求之间的矛盾,指导性案例的出现提供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新思路。指导性案例5号和22号分别将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中,从而有效地规范了行政行为,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通过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其特殊的价值和优势,例如,尊重立法者、在司法实践中获得实效、利用文义解释方法维护法治秩序,以及鼓励法官的创造性等等。当然,这种方式并非完美,我们需要对其缺陷保持必要的警惕。     

依宪治国重在制度建设

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依宪治国"规定的相关精神来看,要"坚持依宪治国",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具体而言,当下,贯彻落实《决定》要求,主要应当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宪法制度建设。一、坚持依宪治国必须抓好宪法实施工作坚持依宪治国在制度建设上的首要要求就是要按照宪法办事,国家机关行使职权、履行职责要做到"于宪有据"。宪法作为根本法,首先具有法的特征,     

维特根斯坦论遵守规则的一个线索

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研究界,关于遵守规则之虑的研究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研究者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我们应当如何去理解和解释悖论,我们应当如何去理解共同体在遵守规则的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克里普克和早期的福格林提出了著名的怀疑论悖论解读,但是三十多年后,福格林推翻了自己早期的解读,以严格尊重文本的策略重新解读了维特根斯坦的遵守规则之虑。本文正是基于维特根斯坦的相关文本在福格林的解读框架下去澄清尚有争论的相关重要概念。     

救助花季少女的“龙情行动”

美丽充满朝气的小梅,性格开朗、成绩优异,是初中班上的“班花”。一个暑假的夜晚,不谙事的小梅被骗喝下掺有K粉的饮料后,被迫卖出了自己的“初夜”。母亲脑萎缩,祖母丧失劳力,家中还有一个智障的伯伯,面对这一切,年迈的老父放声悲泣……     

特别策划·性侵未成年人的法律研究——从严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与刑法解释的严格责任化

对待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无论在情感上还足在法律上,都应当保持最高关注、最低容忍,儿章最大利益原则应当在刑法上得到最充分的贯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既由于社会公众对刑法适用的不满意,也由于刑法本身未能实现最大合理化。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需要立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的一面,在当下修改刑法有关规定仍有争议、个案从严仍有不足的情况下,运用严格责任化的刑法解释来从严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更高的可行性。严格责任化的刑法解释并非完全排斥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对某些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在定罪机制上的严格责任化,将是对惩治全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有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