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圆“秀朗”梦——访上海台商子女学校董事长张培方

6月,骄阳似火,上海台商子女学校的老师们冒着酷暑忙着乔迁。座落在闵行区华漕镇金辉路上的新校区如期交付使用,今年76岁高龄的学校董事长张培方看着眼前的新校舍高兴得合不拢嘴。15年的愿望啊,今天终于要实现了。此时此刻,历历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这位耄耋老人的眼前……40载“园丁”生涯张老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孩子。他这一辈子也基本上都贡献给了孩子,献给了少儿教育事业。从1953年4月开始,一直到1992年2月退休,他40年如一日,像一位辛勤的“园丁”,默默地在小学这座花园里耕耘,全身心地致力于培育下一代的“花朵”。回忆那风华正茂的青年…     

欺诈性抚养关系中“生父”的赔偿责任

欺诈性抚养关系中无抚养义务人受到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应当获得赔偿，非婚生子女的生父、生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非婚生子女的生母不指认生父、或生父不认领非婚生子女、以及第三者不同意作亲子鉴定的情况下，应考虑在有证据证明第三者可能是生父的情况下强制第三者作亲子鉴定，第三者仍不作亲子鉴定的，应当依法推定第三者为生父，并追究其侵权的赔偿责任，以保护欺诈性抚养关系中无抚养义务人的合法权益，体现法的公平正义。     

丢弃子女财物也要赔偿

去年10月，老马离婚了，16岁的儿子小马由其抚养，实际上小马却和母亲赵女士共同生活。为此，老马通过法院变更了小马的抚养关系，由赵女士抚养，但他始终不让小马取回其个人物品。无奈之下，小马把父亲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归还电子琴、电脑、床、长号等物品，如果不能返还，要求折价赔偿。     

长沙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情况调查

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约为1.4亿人,正处于义务教育年龄段的近1000万孩子跟随父母进城。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新政策在各地各校贯彻落实得怎样?农民工子弟进城后学习怎样?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以长沙市五区为解剖点,先后走访了长沙市政府、五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以及部分接受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定点学校,与政府部门分管教育的领导、教育行政干部、一线教师、学生及家长代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478份。一、长沙市接纳农民工子女进城就读的…     

遗赠抚养协议涉及的两个继承问题

A于1991年经XX公证处办理了一项遗赠抚养协议公证．将其名下拥有全部产权的一处房产（注：已经核实上述房产属于A的个人财产，与配偶及其他人无关）遗留给其子女B、C各一半，由B、C照顾和赡养A（注：A除了B、C外还有两个子女D、E）。后A于1994年死亡．B于2005年死亡（注：B生前无遗赠抚养协议、遗嘱），B的另一个父母和配偶均先于B死亡．B有三个子女F、G、H。现C、F、G、H向上述XX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就《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答记者问

《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已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0年5月19日颁布施行。日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接受了记者采访，就《暂行规定》的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子女需要什么样的“财富”

许多落马贪官在忏悔时常这样说，贪污贿赂的主要动机是想留下一笔财产给子女，让子女成功创业、幸福生活。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子女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因此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甚至跟着父母一起锒铛入狱，教训十分深刻。那么，子女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财富”，父母应该给子女留下什么样的“财富”呢？     

彭真和他的养女刘朝兰

彭真及夫人张洁清共有四个子女：傅彦、傅锐、傅亮、傅洋，殊不知他们在延安时还收养过一位烈士遗孤。她当时还不足１１岁，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刘朝兰。刘朝兰，是革命烈士刘以纯的独生女儿。烈士牺牲前系中共山西洪赵特委敌工部长兼宣传部长，他是１９４０年“十二月事变”中被阎锡山杀害的，就义时表现得十分英勇。１９４１年初春，天寒地冻，刘以纯生前的战友桑一伟女士带着刘朝兰，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来到晋绥边区的兴县，然后又与丈夫龚子荣一道陪小姑娘刘朝兰去见晋绥边区领导人林枫。林枫对刘朝兰说：“你爸爸牺牲得很英勇，…     

我们的父辈是八路军——访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子女

我们面对的,是以往编在歌曲里,让人们传唱的名字。在与他们的子女一起回忆时,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默默地凝视他们在照片上的微笑,想象着元帅们留给我们的背影。伫马太行,喋血疆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三路大军,如拧成一根绳索的三股力量,这根绳子做成的绞索,最终套在了日本鬼子的脖子上。不管自己的名字叫什么,他们曾经有个统一的名号,叫做八路军。     

论“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兼论《婚姻法》等相关法律的不足及其完善

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和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献均倡导规定,在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时,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或司法实践中都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保护儿童利益,我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对儿童利益的保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2001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至今尚未明确规定“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为实现我国宪法有关“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承诺,故亟须在我国婚姻家庭法中确立儿童最大利益的优先权准则,并对相关法律制度予以修改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