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行政立法是法定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授权过宽,使之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过程中享有太多自由裁量权。于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立法机关授权立法控制、司法违宪审查控制的方法来有效地控制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权。随着民主思想的不断高涨,公民主动要求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能够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公众参与理论也慢慢兴起,行政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使得人民主权理论能够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得到延伸,能够让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全过程,从而有效地防止行政立法过程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使行政立法权能够良好运行。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完善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议。     

德法公务员管理特点及借鉴意义

<正>公务员制度是世界通行的制度,我国实行公务员制度也有许多年。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公务员管理越来越规范,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有一些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需要关注并解决。前年,我们到德国和法国进行了访问考察,专门了解了两国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并从两国的经验中得到了若干启示,感到对于我国完善健全公务员管理制度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德法两国公务员管理的特点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法国是单一制国家,但两国公务员的范围大     

行政协商民主的经验困境及其超越——以深圳市政府引入第三方评估为例

行政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协商民主在行政领域的重要实现方式。在具体改革实践中,行政协商的运用仍存在"任务型协商"、"制度性支配"和"内向型协商"等经验困境。深圳市政府重大改革项目引入第三方评估的创新性做法,回应和解决了行政协商所存在的核心性问题,在行政协商的事前(协商议题启动)、事中(协商程序进行),事后(协商结果采纳)有效规避行政主体的干预,以提升协商民主的真实性,具有可复制和可推广制度潜能。     

民法典编纂中的行政法因素

尽管民法与行政法分别属于私法与公法,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不同,但行政主体在"依法行政"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及权利"相遇"的情形却难以避免,而且在当代各国越来越多。我们必须承认,行政法是民法的法源,而且在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中,对于内部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行政审批对于合同效力的影响,应当区分审批主体的"身份"以甄别其为"物主审批"还是"行政审批",因为从国家到各级政府,都可能是民法上的所有权人或者被授权人,为民法上的"特别法人",同时也是行政机关。另外,要区分其审批是对于"基础合同"的审批还是"履行行为"的审批,本文认为应该是后者。另外,行政机关在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其行为可能仅仅产生民法上的后果,如指定或者担任监护人、婚姻登记、物权登记等,但其行为究竟是民法上的行为,还是行政行为,要从行为的目的、纠纷解决的方式及承担责任的性质来区分。当然,当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或者权利冲突时,应独立救济,但在立法和司法中,应该相互协调——不能把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及权利建立在违反行政法的基础之上,反之亦然。     

行政契约履行争议适用《行政诉讼法》第97条之探讨

在行政契约履行救济渠道上,我国行政机关因为受限于原告被告角色恒定性的立法预设,无法提起契约之诉,因此《行政诉讼法》上的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被作为关注的焦点和方向。行政契约不属于传统行政行为范畴,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不及于其,以契约本身作为执行根据不合乎行政法治理念。依法成立的民事契约也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行政契约的强制执行亦无普遍的契约法理基础。为有效解决行政契约履行争议,除了恢复行政机关的契约诉讼原告资格和诉权之外,契约当事人的自我约定强制执行制度、与行政优益权相匹配的其他法定处理权等,可以作为破局的尝试。但是,这些制度设计也可能消解行政契约的合意性、平等性,不仅应该使其法定化而且力求慎用。     

“礼让行人”规范的实施路径——全国首例“斑马线罚款案”评析

为了消解机动车与行人之间日益激烈的路权冲突,"礼让行人"规范的确立与实施已然成为我国很多地方政府的共同选择。最高人民法院亦发布指导案例90号,试图为全国首例"斑马线罚款案"的合法性进行背书。作为指导案例90号创新的"连续行为"理论,由于机动车交通违法信息的获取问题与"礼让行人"规范的自身特性而具有无法克服的实施困境,这意味着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无法对没有履行绝对"礼让行人"义务的机动车驾驶人进行有效的行政处罚。在法经济学上,经由侵权法的司法控制路径,而非经由安全规章的行政规制路径,更有利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第1款"礼让行人"规范的有效实施。实际上,这也正是我国一贯采取的实施路径。     

面向“知情权”的主观权利客观化体系建构:解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改

新修改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废除"自身特殊需要"作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前提,佐证我国政府信息自由立法面向客观法制度的发展,以及从"知的需要"到"知的权利"的转型。这一改变,除了具体法律适用层面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它与"以公开为原则"的基本立场一起,匹配信息公开范围和方式的周延性,尤其是"豁免条款"在布局和事由确定的清晰性,有助于信息公开制度朝向"知情权"意义上的主观权利客观化体系构建,体现开放性政府的发展方向,并有助于完善行政诉权的法释义学基础。对于实践中信息申请过度或者泛滥的应对,可在司法、行政甚至是立法论层面另予思考。     

困境和出路:政府权力清单对行政权行使的规制——以行政法治的形成为视角

政府权力清单提出的目的是规制行政权的行使,其本质上仍然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作为行政权的控制工具。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的构建,无法协调处理好其所涉及的行政法关系及相应范畴。规制行政权行使的出路在于:对行政权行使进行"软法"上的规制,设立行政法院对行政机关是否违反"软法"进行审查;将政府权力清单定义为具有政府信息公开性、对各项公共权力进行统计的明细单,仅仅是一个"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