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与犯罪控制政策的科学化——“犯罪控制与警务战略高峰论坛”会议综述

为进一步贯彻国家“十二五”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提高我国犯罪学和警察科学研究的水平，推动我国犯罪控制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提升我国社会管理水平，浙江警察学院、亚洲犯罪学会、浙江省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于2011年5月27日至28日在杭州成功举办了《犯罪控制与警务战略》国际高峰论坛。     

征稿征订

《青少年犯罪问题》创刊于1982年，是我国唯一一份国内外公开发行，以青少年犯罪、少年司法、青少年权益保护以及犯罪学研究为核心内容的学术性期刊。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是全国法学类、社会学类核心刊物、青少年法律保护和法制教育的指导读物。     

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检讨与完善——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涉恐条款

恐怖活动犯罪是附着在社会机体上的一大"毒瘤",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近年来,我国的恐怖活动犯罪呈高发态势,并对反恐立法形成了"倒逼式"拷问。我国的反恐刑事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相对系统、从注重实体法到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了应急性强而机制性弱、碎片化突出而系统性不足、从严从重明显而区别对待欠缺的特征。检讨反恐刑事立法还可发现,结构体例不系统、概念界定不清晰、规制范围不严密、罪刑设置有遗漏等问题比较突出。作为对检讨的回应,在未来的反恐刑事立法中,应当调整刑法结构体例、完善罪刑设置,并通过专节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规定;同时,在"涉恐"财产处置和恐怖组织、人员认定方面,应当注重反恐刑事立法与行政立法之间的衔接,综合运用行政性查控与司法性查控、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等手段。     

太原警方“亮剑”行动见成效

为切实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和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公安部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3月底,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专项行动,行动代号"亮剑"。3月16日上午,太原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太原市公安机关开展"亮剑"专项行动有     

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组织”的犯罪学分析--以最高院10例死刑复核裁定书为样本

经过对最高院10例死刑复核样本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我国恐怖活动组织尚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对此须确立“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以最小的司法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恐怖组织的骨干成员均为少数民族，学历偏低，收入微薄，多在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恐怖主义思想，故国家应加大教育资金投入，注重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改进少数民族区域的扶贫开发政策，减小东西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主观目的上具有双重性，其直接目的是制造社会恐怖，引发社会恐慌，终极目的则是实现某种社会价值追求；客观上，其犯罪行为具有严重暴力性，攻击对象不特定或具有象征意义，危害结果往往不堪设想。     

1995-2010年我国多发性侵财犯罪发展演变及侦防对策

我国多发性侵财犯罪多年来高发低破,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1995——2010年16年间,多发性侵财犯罪有其相对稳定的特点:盗窃犯罪始终位居侵财犯罪发案量首位,流动人口始终扮演着犯罪主体重要角色,不同类案始终存在着可探寻的犯罪规律等,亦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公安工作中应不断创新警务防控策略,提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侦查实务部门亦从战略思路的确立、机制建设的完善、侦查模式的变革等不断提升综合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效能。     

巧理千家事的“千手观音”——记马鞍山市金家庄区金家庄街道新风社区党总支书记邢春桂

在人生的路上留下无愧于党和人民信任的足迹!——邢春桂邢春桂,女,汉族,1965年2月出生,199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马鞍山市金家庄区金家庄街道新风社区党总支书记。2007年被评为马鞍山市社区建设     

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及对策实证研究——以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对象

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家庭对未成年人承担着抚养和教育的职能。统计分析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2010—2012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情况与特征，从家庭的视角出发，考察不良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提出减少不良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成长影响的对策建议，包括改进家庭经济状况、改进家庭监护和改进家庭教育方式。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分析及打击措施探讨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具有组织分工严密、科技化程度高、反侦查能力强等特点；公安机关在侦查打击工作中存在侦破难、抓人难、追赃难等现实困境。为有效打击这类严重侵害群众财产权益的犯罪，在工作中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全面取证，深化公安机关多警种合作、跨区域协作机制，强化与电信、银行等部门的深度合作，加强两岸及国际警务合作，共同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的上下游犯罪。     

犯罪预备概念和刑罚的重构——解读《刑法》第二十二条

《刑法》第二十二条对犯罪预备概念的表述既不明确又不完整,模糊了犯罪预备和犯罪预备行为的界限;对犯罪预备刑罚的设置明显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导致司法实践无所适从的尴尬.犯罪预备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在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其主观要素的基础上重新界定犯罪预备的概念；审视总则概括规定单一立法模式之利弊,采用总则概括规定与分则特别规定结合之模式,重新构建犯罪预备刑罚条款,探寻完善犯罪预备立法的合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