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治理背景下“多次盗窃”犯罪的检察应对

司法实践中，“多次盗窃”被视为行为犯，次数认定较为严苛，刑事处罚相对严厉，不符合轻罪治理的时代要求。建议针对“多次盗窃”定罪量刑中的突出问题，构建“次数+数额+情节”一体的立案标准，积极探索建立不起诉标准、缓刑适用标准，适当限缩打击范围、稀释刑罚的强度，在司法办案中彰显法治温度、司法善意。深入分析“多次盗窃”犯罪中的深层矛盾，防患未然，促进溯源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秦代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本文以现代共同犯罪基础概念为框架,以条文的内在逻辑为切入点对秦代共同犯罪问题进行解析。本文主要从三方面进行研究：其一,秦代共同犯罪的形式;其二,秦代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其三,秦代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本文主要的逻辑顺序：秦代主、从犯同刑,不从实质上区分主、从犯,一般共盗处罚等同于单独盗窃。旁线引申论述身份犯的共盗以及群盗的形式与处罚。     

也谈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革——以监狱学为视角

从刑法理论上论证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很多学者已经有了很多详尽的论述，鉴于学者们以我国刑罚执行实践为重点进行论证的为数较少，故笔者在此从监狱改造的实践出发，谈短期自由刑在我国执行实践中的界定以及短期自由刑在具体刑罚执行中的各种弊端，以论证短期自由刑在我国进行改革的现实性和必要性。笔者认为只有结合我国刑事执行实践中短期自由刑的具体执行情况进行研究，而不是盲目追从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方能对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革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对我国资格刑的反思与重构

完善我国现行资格刑制度首先在立法观念上应弱化其政治色彩,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其次在立法技术上应当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实行资格刑分立制并明确各资格刑的适用条件。     

罚金刑之评析及建议

罚金刑在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为附加刑,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罚金刑的适用频率及处以罚金的数额均有上升趋势。罚金刑在未来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得到不断的加强。     

刑事政策视野下我国暂缓起诉制度之构建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暂缓起诉制度属于微观刑事政策的范畴,属于应然微观刑事政策之一。暂缓起诉制度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重要的价值意蕴,在我国建立暂缓起诉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行刑社会化下的管制刑

刑罚轻缓化是现今全球刑罚发展的新趋向，行刑社会化即代表了这样的理念，成为了行刑发展的国际趋向，并在二战以后迅速地发展起来。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一种刑罚方式，现为我国刑法规定的五种主刑中的轻刑，它在刑罚观念上追求轻缓、人道、教育等内容，在处遇方式上采用社会化管理模式，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特定的适用性。是我国在刑罚轻缓化中的重要体现。行刑社会化与管制刑在对犯罪人的执行方式上都采取不予关押的办法，基于此，二者之间有许多相同的理论，管制刑对行刑社会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管制刑适用过程中存在着的不足，应当借鉴我国港澳地区及西方行刑社会化中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     

试论罚金刑的易科

罚金刑是刑罚方法的一种,由于其强制执行力有限,因此对犯罪人适用罚金刑可能受到犯罪人主观抗拒缴纳或者客观缴纳不能的影响而落空。世界各国大都规定了罚金刑的替代执行手段,这对我国构建科学的罚金刑易科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在刑罚轻缓化的国际大趋势下建立罚金刑易科制度,来弥补罚金刑适用的不足,以更好地发挥刑罚的应有功能。     

略论刑法谦抑精神的文化困境——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

学界关于刑法谦抑问题的研讨已相对深入,但刑法谦抑的精神在中国法制建设中体现得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与中国法律传统文化有诸多不相融合的地方导致的.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犯罪圈大小的划定呈现出刑法泛化的特点,刑罚轻重的选择呈现出重刑化特点,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到依据.     

日本少年法的发展与展望

日本《少年法》2014年修正后,延续了2000年修正以来的严刑化倾向,成为日本儿童福利和少年司法制度的争议焦点。1922年诞生的《少年法》经历了严格、宽松、再严格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变迁旨在适应社会的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警察调查权、检察官参与权、少年救济权、被害人保护权的调整,日本少年司法出现了众多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考察近来的修正探讨日本少年法的立法动机和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