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奋斗北大核心CSSCI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全面把握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深刻把握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擘画了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蓝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领袖心理、公众情绪和敌意的社会习得-李登辉现象的挫折攻击理论分析

90年代是台湾政治发展的特殊时期.以本省人为主体的、以历史创伤为集体记忆的公众情绪过去长期受压,至此迅速释放.其破坏性能量成为李登辉等政治人物抗拒统一的凭借.他们通过各种政治机制激化公众情绪,并将之导向反对统一.领袖人物偏激的政治主张使民众的期望值和机会感产生错位.这种期望种植在受迫害型的敏感心理之上,脆弱难以承受挫折.当李登辉以其分裂行径向和平统一方针挑战时,大陆方面的制止将造成台湾努力的失败.然而政治人物则透过政治表演和媒体渲染让民众承受失败的挫折.处于挫折感中的民众对政治人物的支持将更加情绪化,其对大陆的敌意和排斥力也更加强烈.     

滨湖派出所推行警务布置“三三制”

山东省滕州市公安局滨湖派出所所长聂军同志撰文指出,该所推行的警力布置“三三制”,为新形势下如何维护治安稳定提供了新路子。     

内圣外王新释

内圣外王之说,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它的多样性与相对性、效用性与理想性、冲突性与融合性三特色,厘清了中国“内圣外王”理念的发展理路,凸现了各个阶段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各自的特色,揭示出“内在外圣”的内在意蕴。自身缺陷以及价值理念,终极关切,从纵横互补中梳理中西古今内圣与外王张力和融突,使现实的伦理道德建设与国家民族的事功伟业得以协调平衡。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的价值、原则与路径 ——以保证制度有效性为视角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是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的重要举措,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都具有战略价值。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保证制度的有效性。建立有效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应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人民性与激励性相统一、独立性与协同性相统一、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建立责任明确的领导管理体制、完善常态规范的学习教育机制、严肃检视问题的调研机制和组织生活机制、构建整改落实的工作责任机制。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规范逻辑与适用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是基于资源优势而单独实施或者联合进行的价量操纵和资本操纵,实质上是一种非正当控制。司法者在进行入罪判断时,应当在“行为类型—行为性质—处罚条件”的递进式认定结构下依序审查。对双重兜底条款的适用应保持审慎态度,并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予以限制。应当重视一般主体的正当化事由,以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及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意图等为判断标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与计算机犯罪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备“市场性”要素,前者须属于对证券、期货市场的操纵行为。在价量操纵和资本操纵的叠加作用下,宜适用双重推定并辅以反证,以扎实客观证据基础。     

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比较看贵州屯堡文化形成的原因

对贵州屯堡文化的研究,近年来硕果累累。本文通过明代滇、黔移民特点的比较,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对屯堡人及其文化形成的原因作出新的探讨和补充。     

新修订国防法:体现国防时代性、正义性、全民性

国防法是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的基本法律。修订国防法,对于巩固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健全中国特色军事法规制度体系,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国防法。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困境与出路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设立是为了保障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内容能够得以实现。然而实际适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本罪无法发挥应有效用。理论上关于主体范围的界定、调解书是否属于本罪的犯罪对象、行为时间如何起算等争议长期存在;实务中总体适用比例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模糊、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等问题亟需解决。为此,可以通过细化“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司法解释、建立完善的追诉程序、提高裁判文书质量来提高本罪的适用,助力“执行难”的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