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改:鲜为人知的律师代表推动力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根据各代表团对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审议意见,草案又先后做出了8项和5项修改,内容涵盖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条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申请不公开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讯问被告人等。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3月14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赞成2639票,反对160票,弃权57票。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55号主席令予以公布。——题记     

第一次讯问程序研究

在侦查活动中,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循法定程序。首先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其次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第三,向犯罪嫌疑人提出问题;最后,告知犯罪嫌疑人核对讯问笔录权,履行核对讯问笔录手续。违反第一次讯问程序进行讯问所获得的口供应予以证据排除。     

司法改革亮点述评

2009年，“刑事被害人救助”、“司法公开”、“人民陪审员”……2010年，“量刑规范化”、“非法证据排除”、“执行联动”……近年来，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举措不断，亮点纷呈，在社会上反响强烈，也得到了法学界的好评。     

两个刑事案例引发的思考——也谈《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必要性

《刑事诉讼法》修订已经连续两次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并有望于年内第一次提请审议。这次修订集中了1997年《刑事诉讼法》实施15年来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众多焦点问题．诸如被告人沉默制度、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适用、辩护制度的完善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等众多问题，都将成为本次修订的核心内容。     

浅析民事证据能力规则

由于诉讼传统、结构方面发展的差异,世界各国关于证据能力的处理方法和侧重点不尽相同。英美法系均依证据的可采纳性理论加以处理,仅消极地就无证据能力或其证据能力受限制情形加以规定。其中不可采纳的证据主要存有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关联性的证据,二是受排除的证据。而大陆法系关于证据能力的规则要比英美法系少得多,对于证据能力很少加以限制,凡可作为证据之资料,均具有理论上的证据能力。本文拟从设置证据能力规则的可行性与我国的现状和本人的设想两个方面来具体展开探讨。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兼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素来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一种主观性标准,在我国应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论行政执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由于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诉讼的先前程序之一,其证据的取得是否合法不仅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行政执法案件的质量,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秩序是否能够有效地维护。完全照搬诉讼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不完全适合我国行政执法的现状,所以,针对行政执法的现状,研究、确立一种行政执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规范行政证据的收集将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刑事诉讼中如何完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的构想

科学界定非法证据的内涵，必须考察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背景及立法意图。第一，综观世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态度，其立法本意均是为了限制国家刑事追诉权力、准确惩治犯罪、防止冤假错案、保障实体公正；第二，非法证据的取证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针对的对象是国家追诉行为中的非法取证行为；     

纸面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引发的一点思考

＂两高三部＂排除非法证据的新规定出台以后,世人瞩目,学者称赞。该规定因死刑核准权上收最高法院以及赵作海冤案等司法误判所催生,用意明确,有的放矢。如今这一规定已经实施,纸面上的法（司法解释是法的渊源之一）能否顺利转化为行动中的法应当成为人们仔细观察的对象。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新规定在规则设置方面的缺失、程序设置方面的不足检讨了该规则在实施中存在的障碍,认为如果不认真加以贯彻、执行,那么现行司法体制使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功能虚置、性善论的人性取向使侦查违法行为容易过关、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可能促使刑讯手法隐秘化、被告人拥有律师的有效辩护被忽视等因素有可能使排除非法证据新规定无法发挥实效。     

论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从证明标准设置的一般原理来看,量刑事实没有必要像定罪事实那样设定最高的证明标准。大陆法国家的司法实践要求将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区分开来;英美法国家量刑事实的证明以争议为前提,且将争议的量刑事实区分为罪轻情节和罪重情节,并设置了不同的证明标准。未来,在构建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之前,有必要根据量刑情节对量刑之影响,将量刑情节划分为罪轻情节、一般罪重情节、＂升格＂加重量刑情节,并根据不同的事实设置相应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