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罪与私罪--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

中国古代在法律中规定公罪和私罪,是以维护正常吏治为目的的。吏治如何,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明代的统治者在吸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法律,增加了公罪与私罪的律条,而在一些诰、令、例等条文中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由于条文的复杂繁多,彼此之间还有相互矛盾之处,更由于公罪与私罪的界限不清,使公罪与私罪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有了千变万化的状态。公事犯罪虽有检举之条,但遇有重大事故,连坐总是难免的;私事犯罪则不然,私罪是个人之事,不会牵连到其他人。正因为公罪与私罪的差别,许多案件本应该定性为公罪,却被定性为私罪,使本来还有公正可言的公罪与私罪的法律变得不公正,不但失去其应有的效能,而且还给官吏“黜陟用舍”的弄权带来了莫大方便,败坏了社会和官场风气。     

“升米公事”价值尚在

明人袁宏道任吴县知县时,整顿吏治,精兵简政,轻刑省讼,备受百姓拥戴。尤其是他处理公务快速公允,办事之人至多在城里吃一餐饭的工夫事情就已办好。“升米公事”自此在百姓中传开。细想一下,“升米公事”之所以能赢得百姓赞誉,其可贵之处就在于食“升米”之间“公事”毕,不推不诿。时至今日,“升米公事”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社区矫正的组织制度

社区矫正的组织制度是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存在着司法行政机关参与无法律依据、社区矫正人员无执法主体资格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多头管理等问题。因此,在法律层面上建立由社区矫正官为中心的社区矫正官制度非常必要。应该在司法行政机关———司法所内设置社区矫正官一职,专司社区矫正的管理和执行工作,并赋予其执法主体的资格。同时,公安机关应该退出社区矫正。     

我国政府首席信息官制度建设现状分析

从现阶段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向纵深发展的需要,从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以及加强政府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角度,分析了首席信息官制度的现实需求和建立我国首席信息官制度的可行性,并指出了我国建立政府首席信息官制度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日本自卫官的社会保障制度

日本自卫官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从保障普遍性风险的制度框架内起步,在加强职业特殊性风险保障的同时,提升普遍性风险保障的统筹层次,形成了目前的制度体系。普遍性较强的经济保障方面,跨职域的一体化年金体系彻底解决了制度衔接问题。职业特殊性较强的医疗、工伤保障方面,无缴费型保障(2法)①+社会保险+互助共济保险②+团体医疗保险的多层次结构为自卫官提供了充足的因公、因私伤病的保障。日本自卫官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年金制度、互助共济保险、有“还付金”激励机制的团体医疗保险等政策,对完善我国军人社会保障制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中国"官文化"的理性批判

"官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的反现代性使之对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尤其是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巨大的文化破坏力,因此,从根本上剖析和肃清官文化乃是先进文化建设成败之重要环节.作为现代政治理念,"三个代表"无论在科学性、还是在价值性上,不仅与传统官本位文化是根本对立的,而且对之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蕴.     

明代贵州土司流官崇佛兴寺考述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化愚民,弭边患”的政治目的,对西南边疆佛教尤为重视。受倡教政策的支配,明代贵州地方土司流官大肆兴建寺院,崇奉佛教。其具体表现是：一、在贵州大兴佛寺,遍及境内各府卫;二、热衷铸造佛钟,致使贵州历代宰官铸造佛钟之多,无有逾于明代者;三、向明朝历代帝王、太后请赐黔中寺名以及兴建皇家寺院。由是亦使明代贵州佛教出现繁盛景象。     

关于机制建党的一个建议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之中,不断推进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我理解,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决策,具有重大意义。但教育活动毕竟带有集中性、阶段性,重要的在于,通过教育活动能够形成一套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有利于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一、问题的提起(一)建党…     

十八届三中全会学习问答

正如何进一步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答:《决定》结合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情况,明确提出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进一步健全改进作风的常态化制度,展现了党中央狠抓作风建设、巩固转变作风成果的坚定决心,对人民群众期盼优良党风政风长期保持下去的呼声进行了积极回应。领导干部作风方面的种种问题,往往是积弊和顽疾,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抓得不紧、不实就等于白抓。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