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背后没有阶级理论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虽然也很重要，但处于“兼顾”即次要地位。这个新提法，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     

论依法推进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与基本途径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能力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深刻把握,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虽然不是执政能力本身,但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支撑和制约作用。在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特别是依法执政的进程中,依法推进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重大改革,已越来越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工作切入的重点。依法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的重大改革,就是要顺应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轨迹与成因

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及其对经济改革的阻碍作用,他先是通过公开性动员社会舆论,寻求人们对改革的支持。随着公开性的发展,苏联历史与现实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要求根本改变斯大林政治体制的呼声占了上风。在这种社会情绪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对政治体制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转向了多党制、总统制。     

在底层

对穷人和底层的遗忘是一个时代性的特征,仿佛对这个部分的注意和记忆都会降低繁华世界的愉快,因此我们不大可以说这是一个任何意义上的策略.即便是穷人本身也在竭力参与到这个遗忘的过程中来,尽可能成为先富人群中的一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是骄傲,一部分人进而还认为,贫穷也不是一种可以博取同情的资本.     

户籍制度改革带来什么

“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从1958年开始实行。这是当时中国作为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而作出的无奈选择。由于城市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只能用户口这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固定在土地上，为城市居民提供稳定的农副产品。为工业生产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可以说，工业的原始资本积累是依靠工农产品“剪刀差”完成的。     

把握时代特征 立足新的实践——构建上海现代警务机制的探索和实践

公安机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管理和控制社会治安的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治安的要求。要按照“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要求,构建与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现代警务机制,切实提高公安机关应急反应、治安防控、打击犯罪的能力,实现警务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使上海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使上海的公安队伍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上最优秀的警察队伍之一。     

城市化发展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

在我国,户籍制度之所以长期得以维持,重要原因是人们一直以为“取消户籍管制政策会导致农民大量进城”,并引发难以治愈的“城市病”问题。实际上,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并不必然引起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城市病”问题也并非像洪水猛兽那样可怕和不可治愈;禁止农民进城所造成的我国耕地资源的粗放使用、环境污染的加重、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以及小城镇居民“个人现代化”程度不高等“农村病”远比“城市病”严重。因此,加快中国城市化建设亟需改革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     

韩国1998-2001行政改革的基本经验

此次韩国行政改革在政府机构、管理制度、行政文化等相关层面施行了平衡到位相互协调的改革举措 ;改革的切入点是以职能转变为中心的政府机构重组、开放型人事制度的推开、高级公务员年薪制的试行、责任运营制度的建立、绩效管理制度的试验 ,顾客宪章制度的引进 ,以及部分公共管理事务外部委托制的探索 ;其基本经验是 ,机构改革的效度有赖于行政系统内相关要素的全面优化 ,行政改革的效度则有赖于整体改革环境的优化 ,民间专家参与是促进政府改革的重要资源 ,政府间行政架构模式决定了地方机构改革的成效。     

从源头上遏止不正之风

近几年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及所属各基层党组织在吸收新党员时，注重防止各种偏向，走出“误区”，严格把好“人口关”，确保发展新党员质量。一是防止只看名气晌、有本事的偏向．走出“能人”误区。以往，有的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在发展党员时以“经济富不富”作为标准，把一些明显不符合党员条件和政治上尚未成熟的富裕户吸收入党，在企业，把“会不会为企业赚钱”作为入党的主要条件，用“能人”标准替代党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