猕猴桃采后管理技术

猕猴桃采摘后,必须创造条件,促其尽快恢复树势,为下年高产打下基础。深耕改土。冬季是猕猴桃果园改土的最佳时期,通过深耕使土壤疏松熟化,增强蓄水保肥能力,消灭越冬害虫。冬耕深度以20厘米左右为宜,主干周围50厘米内浅锄;未完成全园扩穴的果园,要深耕扩穴,促使根系向下生长,增强其抗旱能力,深耕一般从10月下旬开始,11月结束。     

论明代云南的改土归流

明代,朝廷针对云南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历史特点,在云南有目的地进行了改土归流,当时的改土归流不是一刀切,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进行,对于不服从朝廷进行反叛的土司坚决进行改土归流,这是一种制度变革;在已经进行了改土归流的地区,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仍然保留部分级别较低的土官土目,这是不完全的改土归流,也属于制度变革;对于那些还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少数民族土司和不具备改土归流的地区,为了不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就不勉强推行改土归流;对于那些服从朝廷的调遣,并且与朝廷紧密合作的土司,朝廷则给予保留,暂时不进行改土归流。     

明清两代改土归流政策的评析

土司制度正式创立于元朝,实行初期对稳定边疆曾起过重要作用,但随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显现。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司制度,改行与内地府州县相同的行政管理制度,官员改为朝廷选拔流官充任,并且不得世袭。第一次改土归流始于明朝,清朝雍正时期大规模推广。改土归流对于开发边疆地区经济,促进边疆与内地人员、文化交流,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权体制统一发挥了作用。     

清王朝不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探析

“改土归流”是清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此项措施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加强了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清王朝却未在甘青地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这一问题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这既表明甘青土司与南方土司类型不同,也说明甘青土司的存在不是清王朝在西北民族地区统治的障碍,相反却有着积极作用。相比南方土司的强大势力,甘青土司势力薄弱,而不断的汉化、分化与整合又导致其难成气候;此外甘青土司是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清王朝用兵西部边疆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清王朝没有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本质上看,不对甘青土司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也是清王朝从地区实际出发调整治理策略的结果。     

织金古建筑群

在城市现代化迅速推进的今天,能保存这样多的物质文化遗产,全国也不多见。织金原先是土司地区,清康熙三年（1664年）改土归流,设立平远府,以后降为平远州,属大定府。从清初到清末不过两百余年,社会进步很快。中原文化源源传入,凝结成为众多的古建筑群。仅织金城内就有70多处,著名的有“四庵、四阁、四寺、四祠、八大庙”,观音庵、紫竹庵、     

元至清前中期广西民族关系述论

元明和清前中期是广西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又一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广西民族关系比较尖锐和复杂.这种民族关系的尖锐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广西被统治少数民族与统治民族之间,而且也表现在统治民族内部之间即土司土官内部及其与流官之间.     

容美土司的文化生活及其影响

本文通过对容美土司田舜年引进《桃花扇》等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的介绍,论述由于土司重视汉文化在容美的传播,客观上为改土归流的顺利完成创造了条件,起到了积极影响。     

中共与地方在桂中山区的权力互动——以清末民初忻城县为个案

中央政府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迥异于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地区,这便使得中央与地方权力的互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从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对忻城土县的改土归流探讨了这一过程及其特点.     

冲突和调适的界碑--湘西南长城之历史文化定位

湘西南长城是改主归流后民族矛盾再次加剧后,在平息民族冲突中,重新调适地区社会秩序的产物.明清政府修建南长城是为了从军事上长期有效地控制湘西地区的社会秩序.南长城保障了民族的有序交往,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促进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在巩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     

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批奏折选件

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诸多有关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奏折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土司制度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被雍正赋予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责大任,其奏折所述及雍正在奏折上的朱批谕旨,即形成鄂尔泰与雍正对改土归流推行过程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宫中档奏折,不仅可以反映雍正与鄂尔泰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呈现了鄂尔泰及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推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