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改土,千年荒荡变粮仓

<正>时间:2013年12月18日口述前记张克勤,1951年至1953年担任原青浦淀山乡(现练塘镇一部分)乡长,1957年,撤区并乡后,任中共蒸淀乡委员会委员,1960年至1962年他担任蒸淀公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63年至1966年任中共蒸淀公社委员会委员,其间,发起并组织淀山荡水利工程,变"荒荡"为"粮仓"。1977年7月至1980年12月任中共蒸淀公社委员会副书记,1980年     

“北傅南莫”两大家

明、清以来,由于黔南各族人民的辛勤开拓、顽强斗争,加上"调北填南"和"改土归流"使大量汉族移民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使得黔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学校除明代起设有卫、府、州、县的官学以外,明、清两代各地还建了22所书院,办了不少私塾。据记载,明、清两代457年间(1448—1904)黔     

折溪地戏:600年故土之思

听说六盘水六枝特区折溪乡境内有彝族地戏演出,心中很纳闷:地戏不是安顺才有么?史料显示,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调集30万大军远征云南。在平定盘踞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后,征南大军移师贵州,屯守驻扎,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征战沙场的军人从此"转业",融入地     

明清贵州地方行政体系的构建

600年前,贵州首次以13个布政使司之一的身份出现在明王朝的版图上。然而,建省伊始,百废待兴,要在贵州进行流官体系的构建实非易事。如何有效加强王朝的边疆治理,成为明统治者不敢轻视的问题。最终,统治者在沿用流官制度的基础上,从上到下,在贵州建立起了一套垂直的行政体系。同时,通过设置知府的"亲辖地",加强了对土司的有效管理。这一创新机制,使王朝的权     

四月彭阳杏花香

正彭阳县经过28年来坚持不懈地改土治水、改善生态环境,全县林木累计保存面积达到197.6万亩,其中退耕造林75.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建县初的3%提高到24.8%,累计治理小流域103条1779平方公里,治理程度由建县初的11.1%提高到76.3%     

驿道改变贵州开发态势

秦汉至两宋千余年中,贵州实际上疏离于全国交通网络之外,处于"孤悬"状态。秦开"五尺道"、汉开"南夷道",唐代的"牂牁道"与宋代的"买马道",大都是中央王朝"应急"的一时之举,时兴时废,并没有形成贵州与外地联络的稳定交通路线。在这种背景下,贵州的开发,只能是一种"封闭式"的开发,不可能与全国同步。尽管周边地区对贵州产生影响,但进程极其缓慢,仅波及贵州沿边。贵州内部,由于地势和山川阻隔,东、西、南、北四个板块并未整合,散处在崇山峻岭之中的"溪峒"     

土司家族的背影——澜沧募乃拉祜族石氏土刮的故事

土司制度效仿唐朝的“羁縻制度”,始置于元代、完善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清代“改土归流”以后,云南境内的土司减少了,但部分边境地区的土司制度却一直延续到21世纪50年代初。     

从血的改革到绿的发展——高其倬与昭通屯垦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但这个高潮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高其倬东山复出,再任云贵总督,在残破的昭通地区进行移民屯垦,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从昭通屯垦入手,初步对滇东北改土归流成果的巩固问题进行探讨。     

清代云南经济发展的特点

云南是人类最早的栖息地之一,地形复杂,山地众多.除滇池、洱海附近以外的广大周边地区,四处丛山密布,峡谷纵横,交通状况十分不便,社会生产的发展颇受限制.随着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实行,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统治政策以适应生产关系变化的需要,使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得到长足发展,云南经济发展在清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为何丢失了藏南？

长期以来,中央政权对西藏疏于管理。终清一朝,都没有对西藏实现改土归流的改革,西藏的实际行政权力仍然基本被政教合一的噶厦控制。北洋政府时期几乎是对西藏不闻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