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保险法理论新范式——以保险人作为私人监管者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提出以及论证的命题"保险人可以作为支持和补充政府治理/监管风险的私人监管者"与国内目前主流的保险法研究范式——合同和监管两个维度——有较大的不同。本文意图藉此探索保险法理论的新范式,以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保险法理论研究带来的重大挑战。风险保障专业化、损害赔偿社会化和治理手段市场化的性质使保险成为构建公权与私权合作治理的机制。保险人以"治理"(govern/regulate)的方式支持、补充甚至替代政府对被保险人行为和风险的行政管制。"看不见的手"(商业保险)与"看的见的手"(政府)相互配合与支撑,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应向保险人下放风险管理职能,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立法保障秦岭宁静和谐美丽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于2019年9月修订通过,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修订体现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求,是完善我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深入实践,为保护秦岭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关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要讲话,提纲挈领,内涵丰富,进一步回答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三个基本问题,对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出了新要求,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供了新遵循。     

后疫情时代政府纾困资金的运作困境及制度指引

自次贷危机以来到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各地经济不容乐观,不仅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多地地方经济支柱也正处于资金链断裂、破产频发的困境.为挽救地方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和地方财政问题,在中央政府有关纾困精神的指引下,各地政府都在积极运用纾困资金帮助企业解决经营困难,但在纾困的过程中却存在疏于尽调、合规不足、风险隔离及退出机制不完善的种种问题,有违纾困初衷.对此,需要在坚持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下,结合区域产业升级、金融风险防化和区域金融改革等目标为纾困资金的运作困境进行制度指引.     

聚焦协同发力,让城乡共享均衡发展“阳光”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解决城乡、区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紧迫。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实现更大突破,文化软实力实现更大提高。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期间,委员们在讨论中纷纷表示,必须落实协调发展理念,加快弥补薄弱环节和滞后领域,促进均衡发展。     

民法典编纂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即将出台的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重新描述,明确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则是对这些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     

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

中国古代采取"官法同构"的制度建构基本模式,根据国家事务管理需要,设置官制;根据官吏治理需要,建立法制,进而实现"治官"与"治民"的双重目标。从汉唐至明清,官制经历了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六部"体制的演进,法制则经历了"六事法体系"的萌芽、建立、成熟、完善等发展阶段。至明清之时,与中央六部官制相对应,以吏事法、户事法、礼事法、兵事法、刑事法、工事法为主体的"六事法体系"成熟、完善。通过对于"户事法"的透视,可以看到,"六事法体系"对于国家事务与社会关系形成广泛覆盖,基本实现了对于文武百官、社会万民的全面调整。这一法律体系,符合古代国情,满足古代治国理政需要,并在维护国家统一、构建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法律体系,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方式的鲜明特色,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     

浅谈成品油销售企业培训基地配套体系建设

培训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的一项战略性、前瞻性工程.随着企业规模、效益等方面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着手内部培训基地(企业大学)建设.然而,较大部分企业热衷于前期基地建设及相关硬件配套,缺乏持续性的师资、课程、专业管理等方面配套体系的投入和建设,导致培训基地无法为企业升级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文章通过对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基地配套体系建设构成的分析,着重介绍了其"124"培训配套体系建设思路.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通过包容完备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进行保障。目前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较为零散且相对孤立的,甚至存在着冲突与割裂。数据的“流动性”、数字经济市场空间的“共通性”和数字经济发展机会的“共享性”决定了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包容性的数字经济规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示范性的作用,既要充分尊重数字经济主体的差异性,也要实现数字经济规则的普遍适用,最大限度保障各方主体平等参与数字经济的治理、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