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阻击战 彰显强大社会动员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疫情的危机和考验,我们党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宗旨观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坚持全国一盘棋,动员八方资源紧急支援,聚合各方力量联防联控,相关部门人员全力以赴,充分发挥危机状态下我国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为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实保障。     

从更高站位认识医疗援鄂的重要意义

今年2月10日,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指示,国家卫健委统筹安排了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解决湖北省除武汉市外其他地市的医疗资源紧张和病人住院需求大的问题。同时,从全国大中城市抽调了多支医疗队伍支援武汉抗疫。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对口支援机制,正是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落实“全国一盘棋”指示的细化措施。至3月下旬,整个抗疫阻击战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援鄂医疗队陆续返回,逐步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无论是受援地湖北省市还是支援地省市的政府和人民都举行了热情的、令人感动的欢送迎仪式。然而,对此次医疗援鄂的长远意义还未充分表达出来,应从更高站位来认识这场医疗援鄂的长远意义。     

准确把握形势机遇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九次全会提出“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扶持发展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数字社会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运行过程的数据化。这给我国地方政府的传统决策模式、数据采集手段、数据孤岛现状带来挑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大数据集成、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主干数据库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恪守技术伦理。     

新就业形态及其潜能释放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及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网红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兴起,电商、兼职文案、网约车、电子竞技师、快递、外卖等各种新型就业形态不断涌现,新就业形态不仅成为就业增长的重要渠道、“稳就业”的重要发力点之一,而且还将积极作用于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正因为如此,新就业形态得到了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新就业形态”这一概念连续多次出现在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党的十九大以来,江苏省围绕实现“更高质量就业”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新就业形态在新增就业、吸纳传统产业溢出劳动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在新就业形态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进一步激发新就业形态在吸纳就业方面的潜能变得越来越迫切。     

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经历了重大调整,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央地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事务上的权责关系.     

新媒体时代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策略探析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与广泛运用,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广大民众意见表达的平台,成为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的集散地。这给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提出了新问题、新考验,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一方面,新媒体的出现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也有利于表达民意;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不及时还会对政府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当前,我国政府利用新媒体处理公共危机的意识淡薄,对新媒体信息传播监管不力,应对公共危机机制不完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缺乏对新媒体的正确认识,相关法律不完善,缺乏专业性机构和人才,缺乏对民众心理危机干预。新媒体时代政府有效应对公共危机,需要加强对新媒体的认识,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培养应对危机的专业机构和人才,同时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中民众心理干预建设。     

内蒙古革命火种在这里点燃——内蒙古党史专题讲座系列党课之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课》栏目特开设内蒙古党史专题讲座系列党课,以建党百年来内蒙古党史上的重大节点、标志性事件等为切入点,通过12个专题对内蒙古党史的发展历程、经验成就进行梳理和解读。     

地方政府、权利经营与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

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对地方政府的深入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权利获得重要影响机制。权利经营是指地方政府作为追求财政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一定程度上将市民权利进行了商品化、财政化,对市民权利进行"定价"并向流动人口"出售",而流动人口则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购买"获得市民权利。要让流动人口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与加强地方督查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回归权利不可商品化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