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的价值及其实现（之二）——公证价值的实现

"诚信为本,法律至上"是对公证行业的要求.公证价值的实现并不是仅凭这样一句口号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定的条件以及一系列制度的支持.只有科学、合理的条件,才能支撑整个行业良性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公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在公证行为过程中,只有公证机构及公证人员保持公正性,实行诚信公证,在工作实践中切实履行公证档案的建立和保管制度,在立法上确认公证证书的效力并建立公证监督机制,才能保证公证价值的实现.     

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合同研究

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合同突破合同相对性原理,使与合同当事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能够基于合同获得损害赔偿。本文对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合同的起源、适用条件等问题作了探讨,并对我国是否借鉴此制度发表了意见。     

超期羁押采集证据的效力认定

超期羁押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它严重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与保障人权的国策背道而驰,同时对诉讼效率、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尽管社会各界为清理超期羁押付出了极大努力,可是超期羁押现象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究其原因,应该是多层面的     

浅论司法鉴定的证据效力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建立了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对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应当具备的条件、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权利义务以及法律责任等作出专门规定。本文试图对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问题进行探讨。     

海事审判中的无船承运人问题——困惑之门与化解之道

无船承运人从货运代理分化而来，在相关纠纷的案件申，正确识别二者的身份是公正裁判的前提。法官的审判作业应该是：首先根据合同内容认定合同的性质，然後依据合同性质鉴别当事人身份，万不可仅凭一方当事人之官方身份直接确定其在合同中的身份及界定合同的性质。《国际海运条例》关于无船承运人应办理提单登记及交纳保证金的内容，实质是一种市场准入条件，属于强制性规范申的取缔性规定，不影响相关民商事合同的法律效力。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无船承运人可以享受单位责任限制，却不属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主体之列，这是封其发展壮大的法律制约，解决之道惟在修订法律或封法律子适当解释。无船承运人提起追偿诉讼，系合法转嫁赔偿责任之有效手段，在适用《海商法》关于追偿时效的规定时，应注意公正与效率之间的价值取舍，将公正置于司法活动的至尊位置，以体现海事法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     

建设工程合同的主体资格

建设工程合同有效成立的主体要件,不仅要考察当事人的一般行为能力,而且要特别注重对当事人特殊行为能力的考察。发包人的主体资格主要是其行为能力问题。发包人未依法取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执照、缺乏相关的行政许可和民事权利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缺乏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未必导致建设工程合同必然无效。未申领施工许可证与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承包人不具备法人资格或者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建设活动是导致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原因。     

物权登记中公证书的地位和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对物权的登记进行了规定。第十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登记,应当提供权属证书、合同书、法     

“细节”着眼巧判“胁迫”案

案例背景 秦某出资12万刚接手唐某的餐厅后却生后悔，想让唐某解除合同并退款，唐某也写好了同意退款的保证书。可之后唐某却不愿退款，称此保证书是受胁迫而写，此胁迫是真的存在还是唐某不愿还款的托辞？一般情况下，证明存在胁迫有两种情况，要么有直接的证明予以证明，要么根据具体的案发情况结合测谎仪来认定，否则法院很难采信胁迫的辩称。可日前上海市杨浦区法院则是通过法官高度的“自由心证”认定：胁迫成立，保证无效。     

论拟制的自认

作为辩论主义的重要体现,拟制的自认在各国民事诉讼法中一般均有明确规定。关于当事人的“不知”或“不记得”之陈述应否作为拟制的自认,德国规定了较严格的许可要件,日本不将其看作自认,我国台湾地区则赋予法院裁量权。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拟制的自认虽已有规定,但在下列方面仍亟待完善:对不争执与不知或不记得之陈述应当予以区别;拟制的自认之最终认定时间应为言词辩论终结之前;开庭审理时不争执的事实并不当然视为自认;开庭审理期日当事人缺席时亦可适用拟制的自认予以处理。     

反思国际法效力根据"协调意志"的意识形态性

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在于所谓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议,即"协调意志"说.但是,"协调意志"说的意识形态性与现代国际法理论及发展趋势存在冲突,与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存在不和谐之处,"协调意志"说的意识形态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法发展的推动力受到削弱,损害了国际法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生命力.因此,我们应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国际法,不应局限在某一狭隘的、群体的范围内,使其更有利于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