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基本权利效力的结构特点——兼辨宪法私法化与宪法司法化

公民基本权利的效力主要由公法效力(直接效力)及私法效力(间接效力)两个层面所构成,而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效力分别为宪法司法化和宪法私法化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公民基本权利效力结构二元性是指公民基本权利同时具有公法效力和私法效力。其基本秩序是以公法效力为主、私法效力为辅。中国宪政的选择应以近代立宪课题为重心,以宪法司法化而不是宪法私法化为宪政实践的真正方向。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中的初步成效与问题——对四川省部分地区的调研

《治安管理处罚法》自2006年3月1日实施以来,在违法行为整治、警察权力规范等方面初步显示出其法制效力。但与此同时,也显现出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治安处罚、民警执法、传唤未成年人证人和通知家属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有待《公安管理处罚法》的完善。     

仲裁第三人的法理基础与规则制定

仲裁第三人是仲裁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对其进行学理分析并制定相应规则颇为值得研究。仲裁第三人与诉讼第三人以及“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在界定仲裁第三人概念时,除考虑第三人与仲裁案件在实体法上的牵连关系外,亦应结合仲裁的特点,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纳入考量范围,以弥补“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之不足。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例外规则、仲裁制度的价值取向、“意思自治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仲裁的制度特点均为第三人参加仲裁提供了法理基础。在现行的仲裁法框架下,通过直接立法模式完全可以纳入仲裁第三人。     

金融性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认定

委托理财合同往往因超越经营范围或者保底条款显失公平而被判定为无效。但无论从经营范围本身的性质、作用与合理性,委托理财合同的历史及发展,还是从强制性规范的效力类型,以及显失公平的前提条件等角度进行分析,都应当承认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这样才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有利于资本市场诚信氛围的培育。     

检察权弱化与强化的博弈——变革中的差异辨析

综观现代各国检察制度的变化和发展,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检察制度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检察机关职能的强化和弱化呈现出当今国际检察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相异不同趋势。强化与弱化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变化中蕴涵的选择令人一窥未来趋势。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对检察权弱化与强化的博弈研究,从变革中的不同取向辨析得出谨慎的结论,对我国检察权的改革具有较强的借鉴指导作用。     

预告登记权利人“排除异议”的判定——以《异议复议规定》第30条为中心

《异议复议规定》第30条作为预告登记权利人提出案外人异议的审查依据,因其中"排除异议"及"符合物权登记条件"在解释上易生歧义,致实务适用意见不一。依执行理论,除所有权外,何种权利始可排除强制执行,应依实体法之性质、效力及执行目的或方法确定。经预告登记之权利并非实体权利,其性质应为兼具物权性、债权性及从属性的请求权。目前,我国预告登记在强制执行中的效力,立法未臻明确,但结合我国预告登记实体法之"再处分禁止效力"及"不动产登记簿冻结效力",藉由目的解释,应将《物权法》第20条第1款之"处分"进行扩张,使其效力覆盖强制拍卖、变卖等"处分"性执行措施。而案外人据以《异议复议规定》第30条提出异议的,法院不应适用于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网签及受让物权预告登记以外的其他预告登记之情形,其"符合物权登记条件"之确认,应参照预告登记转本登记之理论,采实务通说之标准,具化为满足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办理预告登记及支付全部价款或依约定支付价款之要件。     

莫让惠农政策打“折扣”

"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近年来,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注民生的惠农补贴政策.诸如农业税减免、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家电补贴、建房和危房改造补贴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这些惠及亿万农民的好政策,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称赞与拥护.     

公司章程“对外”效力何以可能?——以公司章程担保条款为例

公司章程可对公司外部人设定义务,这一理解表面上与公司章程的性质相悖,实际上,诸如在公司担保领域,交易第三人负担形式审查公司章程义务的观点已为司法实践逐渐接受和固化。然而,仅从《公司法》第16条的文义难以得出法律明示交易第三人应当审查公司章程,因此,这一裁判观点亟待解释论支持。在公司章程特定条款"对外"效力问题上,不宜仅虑及公司法原理而忽略其与商事登记法规则的联系。运用商事登记的积极效力和消极效力理论,可以实现"公司章程登记"与"交易第三人负担审查义务"相衔接,且为审查义务标准提供度量依据。这一理论也可沿用至解释和识别其他公司章程特定条款的"对外"效力。     

论追述时效期满效力阻却

我国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是指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由于刑法典第 88条的规定未把追诉期内能破的案件与不能破的案件加以区别 ,从而把追诉期限的中断与延长不加区别 ,把追诉时效的效力局限于侦查机关未予立案的隐案 ,范围过于狭窄 ,使国家对追诉时效的立法原则落空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