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音乐家孙慎:永远当音乐战线的一名小兵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周钢鸣作词、孙慎作曲的《救亡进行曲》一经诞生,立即被广为传唱,被称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姊妹篇。1936年北平举行“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会时,曾有5000人齐声高唱这首歌。今年3月4日,这首歌的作曲者,被称为“中国革命音乐先驱”的孙慎逝世,享年105岁。     

从“救亡”与“启蒙”的关系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当代使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的启蒙发生了转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命题是在对"救亡压倒启蒙"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来的。高举马克思主义启蒙旗帜,担负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当代使命,需要正确审视"救亡"与"启蒙"的关系。     

中国近代自由的悖论——从严复、梁启超的自由思想谈起

在中国近代,社会有机体论曾经被严复、梁启超等人作为论证自由的重要工具。根据社会有机体论,个人是构成国家的细胞,国家的盛衰取决于其构成细胞———国民素质的优劣。据此,正如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衰微源于中国人素质低下一样,中国社会的出路在于给予国民以自由。在社会有机体论的框架下,严复、梁启超所讲的自由围绕着救亡图存展开,从强调个人自由不得侵犯国群自由开始,最终呼吁个人为了国群放弃自身的自由权利。严复、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的自由思想彰显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导致了自由的悖论。     

中国共产党以思想启蒙促进爱国救亡运动史实考述——对"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说之批评

多年来学界流行的"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外争国家主权、内争人民权利并行并重的基本纲领,并制定了相应的施政纲领.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形势变化又在这一基本纲领中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同时在根据地又把外争主权、内争权利并行并重的基本纲领转化为施政纲领、宪法性法律和人权保障条例,并认真地实施了这些法律.通过宣传外争主权、内争权利并行并重的基本纲领,制定并实施有关外争主权、内争权利并行并重的法律,中国人民初步懂得了何为民主、何为权利和初步具备了行使它们的能力."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错误之处,就是缺乏对中国共产党法制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的考察,忽略了在中国民主革命实践中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左派)、各民主党派(中间派)和国民党(右派)三大政治派别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主张反帝反封并行不悖、外争主权与内争权利相互促进的,只有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才是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用所谓救亡来压制人民争取权利的诉求,但最终被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打败.因此,中国近代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民族危机下的中国征信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上海的共产党员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积极组织民间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征信所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932年6月,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银行联合设立的中国征信所     

史良与救国会

史良(1900-1985),出身于江苏常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爱国情怀,是伟大的爱国者,民主主义斗士,救国会领袖之一。为实现民族的独立解放,自由民主,她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斗争。本文主要通过对史良在救国会中为爱国救亡民主事业参与各项活动的归纳、整理,了解她为实现民主解放所做的巨大贡献,从而对她在爱国救亡民主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一个全面清晰地认识,对于今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也具有指导意义。     

“救亡”与“修身”的双重探寻——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史学的探析、阐释与运用

李大钊虽然在“五四时期”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批判，但他依然肯定通过“修身”来提高道德修养的思想。同时，在对救亡的探寻之中，他的修身意识发展成了对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追求的反省，演进成了对唤起国民觉醒的思想。“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史学受到李大钊重视。他对唯物史观的探析、阐释与运用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使他有效地引发出了群众自觉救亡的动力，同时，又将他的修身意识贯彻到其中，对唤醒群众自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闽中党组织抗日反顽斗争历程

<正>闽中党组织主要包括莆田、福清、泉州中心县委。抗日战争时期,闽中党组织既肩负着中共中央赋予的保持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历史使命,     

从民族救亡到道德重建——严复"救亡"思想的理论视角与当代警示

民族救亡思想是严复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以"自由"为核心,推导出"平等"、"民主"、"法治"等政治主张,形成集政治救亡、文化救亡、道德救亡于一体的理论体系,对清末中国的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今日中国虽不再是清末濒临民族危亡的中国,但在当前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却出现了"道德危亡"的症候.严复在百余年前对"中体西用"的批驳、对道德危亡的"棒喝"在今日之中国仍很有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