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眼凡夫”和“束手无策”——基于公证行业的视角看房屋委托书公证的过错与救济

房屋委托书公证．是公证机构日常工作中再平常不过的一项业务。然而许多公证人员一提到它却是“谈虎色变”．究其原因．源于近年来当事人以不法手段骗取公证书．之后公证机构被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的案例越来越多。一份收费200元的公证书，最后可能被判赔近百万元，这其中的不成比例姑且不论．公证人员和公证机构在其中承担的执业风险和舆论压力还会影响到行业的发展和公信力的维护。公证人员在能力所及的情形下尽到审查义务而仍然免责不能和公证机构被判赔偿后难以通过追偿而获得救济．是目前公证行业在面对房屋委托书公证时最大的困扰。公证人员不是“火眼金睛”．公证人员也是“肉眼凡夫”；公证机构不想做“冤大头”．公证机构却往往“束手无策”。     

信访制度的发展困境及其法治化分析

信访作为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种,对保障公民民主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其自身功能的有限性,以及信访救济功能的被过度放大,使得该项制度在行进过程中不断面临新的困境。对此,应当明确信访救济权利的边界,促进信访法治化,完善信访终结制度,将信访制度逐步纳入法治化发展的轨道。     

关于《公证程序规则》有关问题的思考

2006年7月1日实施的《公证程序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至今已实行七年了。七年来,公证行业一方面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和监督下严格遵循立法精神,规范公证操作,提升公证质量;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探索质量安全与服务效率之间的平衡之路,努力使公证的效能更贴合社会使用的实际需要,促使     

论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我国行政合同制度的立法较之西方国家而言起步较晚,其发展仅仅有20年左右的时间,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起规制行政合同的系统法律规范。本文针对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论强制医疗程序的问题及检察监督的完善

新刑诉法在特别程序中增加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填补了刑法第十八条中对精神病人“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具体操作中程序性规范的空白,对促进社会秩序稳定、保障精神病人合法权利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应当加大对强制医疗程序审查和执行监督的力度,以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大学生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与救济途径研究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大学生的法治观念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本文通过分析现今高校大学生权益保护现状,研究探讨大学生权益的保护与救济途径。     

域外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考察及启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被许多国家的立法、司法所采纳,成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种"底限正义"。然而,不同国家在法律传统、司法体制、诉讼理论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导致其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上也形成各自的排除模式。在对域外国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可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大规模踩踏事故防范中的行政执法——基于行政不作为视角

近年来国内多起恶性踩踏事故频见报端,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权益,已然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大型人为事故灾害。首先通过国内多起大型踩踏事故为例对事故本身进行防范手段探究,着重强调了事故屡禁不止的问题根源,即政府在事故预防和处理的执法过程中存在行政不作为的违法现象。并通过相关资料分析出只有采取法治手段才能从根本上对踩踏事故进行有效防范,同时论证了应急管理法治化也是矫正行政执法不作为现象的必要途径。最后对踩踏事故法治防范体系构建进行了详细阐述,分别从五个方面提出对策:一是进行专门立法对踩踏事故进行预防;二是相关部门要将执法性质转变为预防性执法;三是推进公共安全法治教育常态化和法治化;四是完善责任监督机制;五是健全救济制度。     

试论我国行政指导程序的完善

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执法理念也由命令式执法逐步向服务型执法转变.行政指导作为一种能够灵活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管理需要的“柔性执法”方式,越来越广泛地为我国政府所采用.但是,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我国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行政指导的立法,行政指导行为的作出和实施只能由行政机关根据行政实际的需要自由裁量决定,而行政相对人由于行政主体的行政指导行为遭受损害时更是救济无门.从依法行政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我国必须加强和完善行政指导的相关立法.又由于行政指导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执行性,因而对行政指导的法律规制,更重要的应该是程序法规制.     

论国际投资法的外交保护制度

国际投资法中的外交保护是指本国国民在国外遭受损害,依该外国国内法程序得不到救济时,本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向该国要求适当的救济。外交保护作为一项传统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曾是一种主要的解决投资争端的方法,但是随着国际投资争端法律解决机制的完善,外交保护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并且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甚至在卡尔沃条款出现之后一度引发了其效力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