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权利救济问题初探

流浪未成年刑事被告人作为刑事被告人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其权利的保障及救济问题正日益突出。与其他未成年型事被告人相比，对流浪未成年型事被告人的权利救济在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健全少年司法制度等诸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当前对于流浪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救济主要存在“提前干预救济”、“羁押救济”、“监护救济”、“辩护救济”、“实体处罚救济”、“回归安置救济”等突出盲点，应结合我国实际和借鉴国外经济进行相关法规及制度的完善。     

现代侦查权力的规制原则与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现代侦查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权力,宪政的基本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力是一种受宪法和权利规制的权力。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均要求侦查权力依循宪法权力的内在理路而具有规范化、程序化、可救济性等特点。规范化要求强制侦查措施贯彻法定主义和令状主义;程序化追求控辩平等与独立的程序价值,体现为比例原则和辩护原则;可救济性要求侦查权力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得到相应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制裁。     

我国公司瑕疵设立的救济程序探讨

我国公司法及审判实践尚未确立完善的公司瑕疵设立及其救济制度,通过对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的公司瑕疵设立的救济程序,尤其公司瑕疵设立无效或取消的法定事由、主张方式、原告和被告、诉讼期限、效力等制度进行预期和设计。     

行政规划初论

行政规划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行政活动,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行政设计。根据行政规划的内容、法律效力和隶属关系,可以划分出具有不同类型的行政规划。将行政规划作若干类型化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不同的法律救济程序,有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关于在村委会选举中引入诉讼救济机制的法律探讨

村民享有选举村委会成员的法定权利,但村委会选举实践中村民选举权利常常受到各种主体的非法侵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选举诉讼救济机制的缺位。我国现行法律对村民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极不完善,应尽快将诉讼机制引入到村委会选举中,加强对村民选举权利的法律保护。     

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

要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改革应当齐头并进。目前,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监督工作有很多困难,对民事执行工作的监督还没有开展,文章分析了其中原因,以中外检察制度的本质区别为突破口,论证了加强民事执行监督的必要性和法理依据,并对监督的范围和方式等具体问题阐明了作者的观点。     

网络拍卖中的诈骗犯罪问题

网络拍卖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电子交易模式,这也为罪犯分子提供了一个进行欺诈犯罪的最有利的场所。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机制和法律执行中的一些问题,对于网络拍卖中受害者的救济方式,很多时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只有创造出一种新的补偿机制才能减轻网络拍卖诈骗的后果。     

“人格歧视”的民法救济探析

“人格歧视”行为违反了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法定义务 ,侵害了受害人的人格尊严。“人格歧视”要获得民法救济 ,必须符合侵害一般人格权的构成条件。对“人格歧视”的民法救济途经主要有 :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     

社会保险对侵权救济的影响及其发展

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促进了损失承担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对职业伤害的赔偿经历了从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再到工伤保险的过程,社会保险的出现对侵权行为法的适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保险和侵权救济的功能不同．在填补损失方面两者也存在差异。应当在扬长避短和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的原则下协调社会保险法和侵权行为法的关系,以期在一种最佳的制度协调中实现对公民的救济和保护。     

欺诈:一种竞争法的理论诠释——兼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与完善

欺诈在合同法中是一种意思瑕疵 ,在信息社会里 ,欺诈作为误导公众的行为 ,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简单地视为合同法的特别法 ,欺诈的研究不应拘泥于意思表示的狭隘范围 ,反欺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来考察。从竞争法的角度来看 ,欺诈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 ,一种行为只要在客观上有误导消费者的效果 ,就足以构成欺诈。欺诈的救济措施 ,在主体设计、补救措施和赔偿责任上均有区别于传统合同欺诈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