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末流寓士人的政治抉择与社会教化

东汉末宦官专权、黄巾起义、董卓移都等原因,士人们举族流寓,形成辽东、河东、荆州、益州、交州等集中地。流寓士人"择明主"以保身,出现了士人反复流徙的现象。流寓士人的分化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大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人才的大体均势,为三国鼎立局面的重要条件之一。此外,东汉末流寓士人在流动社会里实行教化和管理,充当了流寓社会临时管理者的职能。东汉末流寓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三国历史的走向,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与君主的教化责任

董仲舒在继承孟、荀人性论的基础上,融合阴阳思想,将人之情性纳入天人哲学体系之中.提出了"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董仲舒人性论的最后落脚点是强调王道教化对于万民成善的决定性作用,这有助于加强君主的政治责任和树立君主的至上权威.     

古代衙门建筑与司法之价值追求——考察中国传统司法的一个特别视角

建筑常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和文化载体，这在重视礼制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衙门是中国古代地方官员行政司法的主要场所，是古代中国人的政治、法律思想的载体。考察现存的古代地方衙门建筑，我们可以发现，其建筑模式、规制、陈设等，无不在体现“亲民、教化、息讼”这三个中国传统司法价值追求的关键词。     

是引导还是误导——对京剧唱段引入中小学音乐课堂的几点质疑

近来,各大媒体相继报道了教育部在10省市中小学试点京剧教学的消息.此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举,固然值得肯定;但在15首京剧经典唱段中,样板戏居然选用了9首.无论从样板戏的艺术内涵、京剧选段的学习方法、还是京剧学习的教化作用来看,此举都是值得质疑的.     

儒家法律教化思想与唐代立法

以“德礼为本”和“刑罚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唐代立法是儒家法律教化思想的具体运用,而儒家法律教化思想对唐律制定的影响不仅体现为立法指导思想上的教化因素,也体现为具体法律制度上的教化因素,还体现在唐律立法技术的具体运用上。唐律的制定全面体现着儒家的法律教化思想,从而使得唐律具有了浓厚的教化色彩。作为儒家法律教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唐代法律教化思想不仅对唐律的结构和内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使得唐律具有了鲜明的教化特色和教化功能。     

探幽务本堂

沿芙蓉江一路踏歌寻来,于正安城北50公里一个草茂幽深的去处,造访了一代先师尹珍"礼乐教化"之所——务本堂。那是一座古朴庄重的老屋,正面门楣之上的"务本堂"三字十分醒目,石门两侧的阴刻对联斑驳不清,细细辨之,隐约可见"学者必由是,逝者如斯     

教化与仁慈:《周礼》中的恤刑思想及其影响

传统中国的恤刑制度是对刑罚的一种救济,发挥了一定的教化目的和政治功用。《周礼》中含有大量的关于“恤刑”的系列论述,这些思想为传统社会治国理政提供了充足的思想养分。具体而言,《周礼》中的恤刑思想分为主动的以“宥赦”为代表的慎重刑罚和被动的“凶荒缓刑”两方面,其影响也可从积极层面的“向道行仁”和消极层面的“个案正义的削弱”两方面进行探讨。恤刑制度对古代中国影响深远,历朝均拥有大量的恤刑实践,发挥了一定的宣示教化和宽仁治国的功能。但后世已经逐渐脱离《周礼》中的恤刑思想的框架,扩大了“宥赦”的范围,“凶荒缓刑”也因自然灾害的发生而频繁适用,恤刑制度的滥用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要扬长避短地做好“古为今用”,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贡献本土的传统智慧。     

法律的教化性——从“法律信仰”论说开去

20世纪90年代，随着伯尔曼著作中译本面世，“法律信仰”迅速成为我国法学界的热词，但进入21世纪后，“法律信仰”论遭到广泛的批评，被认为只是对于伯尔曼学说的简单附会。然而，相关批评忽视了蕴含在“法律信仰”论中的真理颗粒，即内在于我国法律传统，以及当代法律实践中的法律的教化性质。正是由于我国当代法律的教化特性，使马克思主义信仰、传统美德，以及现代法治精神能够有机地、辩证地统一，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平稳转型，避免了西方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因整全性价值秩序裂解导致的一系列恶果。“法律信仰”概念正是对我国相关历史传统，以及当代实践的自主性表达，是我国法学自主性话语体系发展过程的重要成果。     

孔子的诗教：《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

《诗》是孔子所编订的文本之一，在后来儒家的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诗教”传统。在此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孔子的《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这里核心在于《诗》的本质与教化是否一致。教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是化单一为普遍的过程。而就《诗》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情”，即诗咏情；二是“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三是“思”，即是《诗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在诗之“情”中，有作为单一物的“情欲”“情绪”，以及作为普遍物的真情。《诗》通过对情欲和情绪的扬弃，使学者对“天涯共此情”的真情进行把握，从而化掉了单一的方面，获得了普遍性的规定。就“言”的方面，《诗》通过优美的语言促使单一的对象从个体之域走向公共之域，成为普遍物。而“思”则是以“喻”的方式，主要是主体的领悟和阐释，使得“道”向主体自身敞开，这就使得处于幽暗的直接性之中的“道”走向了现实的普遍性，在主体的“思”中澄明和彰显。由此可以看出《诗》本身就具有教化的本质。     

孔子道德教化思想论

作为伟大师者的孔子留给后世诸多思想财富，道德教化思想就是其中贵重的一笔。在孔子的视域中，道德教化的原理依据为“性近习远”与“人分三品”的人性论，道德教化的主体为“知天命”的儒者，道德教化的客体为包括社会权力占有者与未占有者在内的全体社会人群，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为“文、行、忠、信”，中心思想为集“全德“”元德”为一体的“仁”，道德教化的基本目标为“修己安人”的大人君子和“礼仪圆明”的王道政治，道德教化的实现路径为“六教”，即“温柔敦厚”的《诗》教“、疏通知远”的《书》教、“广博易良”的《乐》教、“洁静精微”的《易》教、“恭俭庄敬”的《礼》教与“属辞比事”的《春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