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在韩国

中韩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公元三、四世纪,新罗(即现在的韩国)人民便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学习文化,探求义理。到了今天,来中国参观、旅游、访问的韩国人日益增多,仅2006年就超过了350万人,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作为中国文化交流和对外开放窗口城市的敦煌市,以举办敦煌文化周的形式将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传播到了韩国,在韩国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中掀起了一股"敦煌风"。     

实施“安家工程” 管好流动党员——敦煌市创新流动党员管理工作侧记

流动党员的服务、教育和管理是当前党建工作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也是当前党员队伍建设中突出的难点问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敦煌市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构建城乡一体党员动     

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田与营田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等地的官田有官员的俸禄田和以其收入支付官府日常开支的公廨田,这一做法应当是模仿了唐朝的职田、公廨田制度.敦煌寺户轮流到吐蕃官田耕作,被称为营田夫.吐蕃沙州政权对于营田的管理,除了营田官外,还由仓曹负责.敦煌藏文文书中的财物房有可能系吐蕃官府中的公廨机构.吐蕃统治结束后敦煌归义军政权可能设有公廨司,应当负责归义军政权官园、官田的经营.另外,仓曹以及营田官也应对官园、官田进行管理.     

现存的《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之新证——以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律、律疏残卷为中心

我国著名法史学家杨鸿烈先生曾对中华法系作了如下论述：“中华法系者,盖指数千年来支配全人类最大多数,与道德相混自成一独立系统且其影响于其他东亚诸国者,亦如其在本部之法律制度之谓也。”唐律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它代表了中国古代立法的最高成就。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唐律疏议》这部法典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许多国家的学者发表了众多研究成果,对现存《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版本流传、立法思想、条文内容等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但是到目前为止,法史学界对于现存的元代刊本《唐律疏议》究竟是永徽四年（653年）的《永徽律疏》还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开元律疏》仍存在着重大分歧。值得庆幸的是,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西北敦煌的藏经洞发现了部分唐律、律疏的残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等地又发现了一些唐律、律疏的残卷。     

中宣部授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称号

中央宣传部2020年1月17日向全社会发布甘肃省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表示肯定。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是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守护人。     

敦煌情诗一瞥——收藏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遗卷赏析

敦煌遗卷中的情诗,大大丰富了中国诗史宝库,是全国系统地研究中国诗歌史的弥足珍贵的资料。     

1950年以来韩国唐诗研究之动向

韩国自1950年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渐趋重视，出现了相当均衡的研究景象，取得了显进步。截止到2000年，韩国已发表有关中国诗歌研究的论、专和注释本约有1500余种，其中唐诗研究的成果达700余种，约占整个成果的一半。但韩国人研究中国学很有可能只停留在“模拟”阶段。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以敦煌莫高窟为例

敦煌莫高窟超负荷旅游承载力出现危机,洞窟内“环境疲劳”、“体质恶化”,景区内部的“城市化”和景区外围的“孤岛化”,使遗产资源的保护受到威胁。为此,中美两国专家采用高科技手段,通过壁画数字化拍摄以及洞窟虚拟漫游,建立了敦煌石窟文物电子档案,这一技术不但为永久性、高精度保存石窟艺术找到了可靠途径,而且为其他濒危古遗址的贮存和再现创造了机遇。     

数字化助力“文博热”

在线上打开敦煌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可以毫米级高精度地观察敦煌藏经洞文物;在距北京故宫博物院2000多公里的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高达5.3米的裸眼3D故宫藏品以“数字文物”形式与观众互动……科技正在文博领域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博物馆的文物展示与知识传播。     

敦煌文书S.4782号《寅年乾元寺堂斋修造两司都师文谦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纪年探析

敦煌文书S.4782号残卷记录唐末宋初敦煌乾元寺的财务收支情况及管理方式,反映了归义军时期寺院财政运行的特点。但是文书中的寅年并无具体指代,为更好地了解某个年度乾元寺财政运转情况,笔者根据敦煌文书中的"司空"一职、乾元寺中的纳官斛斗以及张阇梨等证据,推断出本件文书的寅年是宋乾德四年即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