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ChatGPT模型在数字检察中的应用前景及规制

类ChatGPT模型作为多模态大模型,相较于传统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专业素养、自然语言生成及理解能力等多个方面表现出色,这为我国数字检察实践提供了诸多机遇。但类ChatGPT模型也可能带来法律伦理与责任、技术可靠性以及数据安全等问题。为应对类ChatGPT模型给数字检察带来的风险,需要确立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数字检察的一般性原则;建立问责制度,促进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的规范化、法治化;建立审查制度;建立数据安全制度,保障国家数据安全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研究

公共数据包括公共管理数据和公共服务数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保护国家安全与个人合法权益以及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是建设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的三项决定因素。公共管理数据是公共性最强、可共享利用程度最高的数据。推进实施公共管理数据共享法律机制是建设整体政府、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其关键在于建设全国及地方统一政务数据平台。公共管理数据授权开放包括狭义的公共管理数据开放和公共管理数据授权运营,其重点在于促进市场主体对公共管理数据的多元化利用。公共服务数据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但其同时也具有民事权利客体的性质。公共服务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应当确认公共服务机构对公共服务数据享有数据财产权,同时在现有法律规则的基础上赋予公共服务数据更高程度的开放性,充分释放其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价值。     

约束数字守门人：超大型数字平台加重义务研究

数字时代,超大型数字平台正在不断聚集数据权力并对用户隐私与信息自主以及公平竞争等产生显著影响。作为数字守门人,一方面,超大型数字平台应承担用户守护者的角色,因此,在数据法上应负担额外的隐私与数据保护义务以及避免用户受第三方侵害的“准监管”义务,本质上,这也是民法上高度注意义务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超大型数字平台还应承担反垄断法上的数字竞争促进义务。颇具挑战的问题是,围绕个人数据,隐私或数据保护与竞争促进呈现高度交织与冲突趋势。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反垄断法抑或数据保护法都无法独自发挥作用,唯有打破两者之间的藩篱,才能更好地化解隐私与竞争这对法益之间的潜在冲突。     

数字金融的功能监管及其精准化实施

数字金融迅速崛起在推动金融行业创新、发展和变革的同时,人机协同、技术迭代与架构异化给金融监管带来了颠覆性挑战。现行机构监管模式难以有效因应数字金融业态复杂化嵌套属性及交易架构异化问题,需要实现向功能监管的转型,并辅之以穿透式监管、嵌入式监管和行为监管。数字金融创新与安全的动态衡平需要功能监管的精准化实施,应当在坚持类型化思维基础上厘定数字金融监管的法律尺度,同时以法律数智化重构数字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为功能监管的精准化实施奠定法律基础。而依托监管科技的“技”“法”协同机制,是数字金融功能监管精准化实施的有力保障。     

中国加入CPTPP谈判中的服务贸易重点问题

服务业已发展为全球经济支柱和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服务业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疫后复苏的重要力量。作为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集大成者,CPTPP服务贸易核心纪律体现出晚近该领域规则变革的重要趋势,包括全面负面清单列表模式、跨境服务贸易中的当地存在规则及电子商务章节的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义务等方面。申请加入CPTPP有利于我国提升服务业投资和市场准入水平,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积极融入全球服务经济和数字经济。在未来加入谈判中,我国应重视CPTPP负面清单列表模式带来的全方位挑战,通过谈判进行必要的清单排除、准确理解当地存在规则与商业存在模式的联系与区别,逐步减少并合理规制当地存在要求,进一步促进跨境服务贸易。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涉及广泛的实体纪律要求,在谈判中须关注该义务对我国文化产品规制措施产生的影响并做好相关应对。     

央行数字货币制度演进的国际法关照

数字货币作为数字时代的重要标志,经历了比特币、数字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阶段。CBDC的研发遵循传统货币基础和功能结构,但是采纳了批发型和零售型不同做法,反映了金融发达体与新兴金融经济体不同的市场逻辑和制度逻辑。CBDC带来的国际货币多元化冲击货币主权制度,推动国际支付体系扁平化,形塑国际货币竞争新格局,助力国际货币“三足鼎立”。CBDC仍然面临着分布式账本技术安全法律保障、国际标准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法协同、CBDC跨境使用风险法律防范等问题。推进数字人民币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统筹建设,加强CBDC基础设施与货币互换网络布局,以技术创新带动监管模式升级。在国际法层面,也要构建以数字人民币为基础和核心的跨境支付体系,加强数字货币技术和规则构建的国际协同与合作,积极推动建立全球数字货币篮,并纳入国际货币体系。     

论刑事远程审判的制度规制

制度短缺的局面下,刑事远程审判的有序性面临较大挑战。为化解实践风险和理论隐忧,须及时强化刑事远程审判的制度规制。在程序启动上,既有规范性文件确立了一种“全体合意+法院审查”的方案,该方案较为注重刑事司法程序的稳定性,强化了程序启动控制,但可能存在“门槛过高”“规则单一”等问题,故应围绕程序选择权问题对程序启动规则作细化处理。在狭义远程程序的适用范围设定上,既有规范性文件大体采取“具体列举+概括授权”的方式,其突出问题是“包容”与“规制”的关系失衡;建议适当放宽列举范围,修订概括性授权条款并增设重罪案件排除适用条款。在程序构建上,依据数字正义理论,应引入恰当的程序规范和技术方案,以确保有效的程序参与、公平的技术对抗与合理的程序救济。     

论数字检察

数字检察改革发轫于新时代科技革命,推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模式重塑变革,促进实现法律监督高质效,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念层面,实现技术理性向制度理性的新跨越;在数据层面,实现被动监督向能动检察的新跨越;在平台层面,实现应用辅助向模式变革的新跨越;在赋能层面,实现个案办理向类案监督的新跨越;在治理层面,实现职能延伸向价值重塑的新跨越。为夯实改革机制并持续推进改革,需要建立高效工作推进机制,完善配套机制体制,构建理论、制度和话语体系,抓实数字检察人才队伍建设。     

数字法学的前提性命题与核心范式

数字法学是研究数字社会中可数字化之客体、行为及相关权利义务关系的学科。其前提性命题是数字社会的存在、对数据（含个人信息）的算法处理以及数字伦理对算法的约束,而作为数字社会物质基础的数据及其上的基本法律问题,如个人信息的客体属性、权益属性、权利归属等,构成了数字法学的核心范式。个人信息客体属性、权益属性、权利归属的复合性及基于算法的可计算性特征,决定了数字领域法律关系的多元性、法律救济的特殊性。数字法学的这些特征决定了不能简单将其定性并归入线下社会的某一部门法,而应定位为纵（公法、私法）横（国内法、国际法）兼具、横跨多个法部门的综合性、交叉性、融合性法学学科。     

侦监协作机制下侦查监督的理论展开与实践进路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反映了以双赢多赢共赢为核心的侦查监督理念的新发展。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依托侦监协作办公室和大数据技术,推动侦查监督从事后监督到事中监督、从个案监督到类案监督、从数据共享到数据共用转变。然而,侦监协作机制背景下的侦查监督实践仍面临检警认识有待统一、考核指标设计有待完善以及数据共享程度不深等难题。为此,需要发挥侦监协作办公室的“前端”优势,加强理念传导、凝聚侦诉共识;建立立体评价体系,激励检警同向发力;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提升协同办案效果;强化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推动数据共享、共用走向数据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