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层级：解释中国科层激励的一个组织视角

以晋升为核心的科层激励依托组织的层级设计。中国的政府组织采用的是一种简约的组织架构,但层级简约也会产生晋升阶梯稀缺的激励困境。因此,在制度化的组织架构之外,存在着一种组织层级再生产的力量,用嵌套于正式层级中的隐性层级化解简约层级激励不足的困境。隐性层级的形成依托组织维度的权力运行与个人心理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个体经验一致性叠加的组织现象。大国治理中的党政关系、条块关系、资源差异等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为隐性层级的形成提供组织支持。从激励维度看,隐性层级的有效性源自其具有的即时灵活性激励,它通过改变激励频率与激励范围的方式增加组织的整体激励效能。     

海湾国家资源民族主义与中国能源安全

<正>近年来,随着国际油价的持续走高,"资源民族主义"现象在世界主要油气生产国,特别是海湾国家中悄然兴起,成为全球战略性能源投资中的首要风险。海湾国家作为世界主要油气生产国,其资源民族主义的发展会对中国脆弱的国际能源供给安全带来怎样的冲击?是否会引发国际能源安全领域的"蝴蝶效应"?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探寻一条与海湾国家能源合作的共赢道路,是维护中国在海湾地区能源利益的重要前提。     

数字不平等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数字时代的到来导致数字鸿沟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数字不平等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新的风险来源。作为数字鸿沟的新样态,数字不平等表征为数字技术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具体表现为被商业与资本裹挟的平台组织逐渐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算法应用中的偏见植入与歧视再造,以及公民数据权利的贫困,导致数字时代“权力-权利”关系的失衡。数字化生存常态化、数字孪生空间的交叉作用以及平台组织权力捕获的共同影响,强化了数字不平等的复制、扩散与叠加。不同于传统的数字鸿沟治理思路,数字不平等强调主动规制与主体赋责,以治理共同体的形式应对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与负外部性,最终实现“权力-权利”关系的再平衡。     

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与区域分异

本文从基础融合、应用融合、创新融合和金融融合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测度2012-2020年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了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分异。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且融合发展指数表现出空间非平衡性;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贸易开放水平和国有企业规模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有企业规模能够同时促进本地区和经济距离邻近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各区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分异程度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净差异是总体区域分异的主导因素。     

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生成逻辑与实现路径

老年人数字享益权是老年人在数字时代所享有的一项新兴权利。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生成逻辑含括实践性、价值性与时代性三个维度,三个维度统一互动,共同阐释了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生成的正当性。老年人数字享益权兼具“公权”与“私权”意义,既是主观公权利又是主观私权利,既是实体性权利亦是程序性权利。由于法律性质的多元,决定了保障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实现路径应是综合性的立体式路径。为保障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有效实现,必须建构起由国家保障制度、民事责任制度与配套程序制度共同组成的层次分明的综合性立体式路径。     

数字社会的思维转型与法治根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中心

传统线下社会到数字社会的变迁,使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对个人信息进行独立的制度设计和保护成为共识。个人信息在数字社会中兼具人格与财产双重属性,存在于其上的个人信息权表现为内含财产权益的人格权益。其中人格权益专属于个人且由其独享,财产权益则可由信息处理者与个人共享。人格权益的专属性决定了信息处理者须拥有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基础并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而对于财产权益分配,并不必然选择私法路径,通过征收数字税、设立数字基金等方式让人们获得数字红利,或许是更契合数字社会财产分配的选择。无论是传统线下社会还是数字社会,制度设计的核心追求在于实现诚信,数字社会以个人信息为载体,使人的主观诚信有了向客观诚信转化的计量可能,并由此实现数字社会的真正价值。     

民族学专业期刊的学术资源构成及其影响力分析——以《贵州民族研究》(1995～2005)为例

本文通过对《贵州民族研究》1995~2005年载文量变化、论文选题分布、载文作者统计和论文被引用情况等作统计分析,来探讨该民族学专业期刊的学术资源构成特点及其学术影响力。     

数字经济背景下“一带一路”跨境数据传输的法律规制

数据流动已成各国竞相争夺的重要生产要素资源。为促使“十四五”时期“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更具活力,倡议发起者有必要在考察分析沿线各国跨境数据传输规制目的指向基础上,理性剖析当前域外监管法律规范及潜在不足,从跨境数据传输的国际协作、立法规制、执行完善、评估监督、行业自律等方面作出回应和变革：在跨境数据传输实施前,选适多边、双边合作形式,培育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数字世贸组织,建立“东数西存”存储中心,加强既有国际组织沟通交流;在数据流动准备阶段,以柔性治理“软法”合作为基础,完善“硬法”规制,构建数据合理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在数据传输中,督促各国设置级别业务对应的执法机构,形成多元主体执法队伍;在数据跨境传输中后端,差别化规范目的评估,对数据全程流转嵌入监督问责机制;在数据传输末端,建立第三方数据行业保护认证机构,细化自律标准,将数据传输保护理念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带一路”跨境数据传输共治之路。     

连通与驱逐：印度智慧城市建设引发的双重困境——对SCM项目的批判性考察

作为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领域,智慧城市已是全球竞争热点,但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构型为北方国家赋予先发优势,令全球南方陷入被动处境。在印度这一典型的南方大国中政府以建设智慧城市为国策推行“SCM项目”,力求借跨国公司和北方国家援手,用5年建成100座智慧城市,由此抢占数字经济风口。但该项目最终造成连通、驱逐双重困境：前者貌似是靠引进ICT基础设施与跨国公司、北方国家达成互惠型接合,其实却通过依附型接合换取了依附型发展;后者则借布局ICT基础设施的机会,把剩余人口排斥到公民身份外,以便推卸民生负担。上述困境表明印度智慧城市已在莫迪政府的“土植型新自由主义”助推下陷入数字殖民,这为投身于全球智慧城市竞争的众多南方城市提供了前车之鉴。     

当代中国法制中的本土资源

中国当代法制中,法律传统的本土资源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为当代中国法制所传承的传统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二是遗存于当代中国法制中并被赋予新的生命力的传统实体法律制度;三是当代中国法制所保留并改良的传统程序法律制度.这些本土资源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基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法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