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NGO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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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体系看当前中国文献学的“尴尬”现象

中国文献收藏量浩如烟海。然而,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较晚,且发展缓慢。这种文献量之不断增多与文献学学科建设之严重不足的矛盾,就形成了当前中国文献学研究中一种“尴尬”现象。本文从内容体系角度分析其现象的成因,并尝试运用“大文献学观”构建文献学学科的内容体系。     

什么是应有的法学理论态度观——从法学理论的相互搏杀言起

法律理论演进的历史表明,文人相攻的天性及对自我理论的偏爱决定了法学理论之间的相互搏杀.虽然这种理论的对垒确实促进了人们对法律真知认识深度的深化,但是这种理论阵地上的排斥异己现象却非一种正确的法学真理探求观,因为复杂的社会决定了任何法律的命题并不能提供法律全部的图像.与此同理,中国的法治理论观不应是一种搏杀观,而应是一种博采众长的兼收并蓄观.     

论公共行政范式的转换与公平效率观的演进

公共行政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新公共行政范式与新公共管理范式相互分立、新公共行政范式与新公共管理范式相互融合三个阶段,呈现出“合——分——合”的态势。而公平效率观也相应地从单纯的效率至上,分裂为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从公平角度出发寻求公平效率的统一和新公共管理的从效率角度出发寻求公平效率的统一,而最终两种分裂的公平效率观又在新的实践和理论上相互借鉴和整合,走向融合和统一。     

宪法理解与宪政的建立和巩固——一种宪政经济学的视角

宪法之维系和宪政之建立与巩固,有赖于对宪法的复合式理解。宪法的内容构成、属性、层次以及宪政之建立与巩固过程,都是多元化的。宪政经济学视野下的契约宪法观、协作装置宪法观、惯例宪法观与自发生成的制度宪法观都把宪法简单化与单一化。要建立和巩固一个宪政体制,宪法的制定必须与某一共同体的惯例保持一致,同时,宪法必须具备稳定性、有效性、效率性。     

杂感四题

南蛇的圈子 据说，南方有一种大蟒蛇，当地人称之为“南蛇”。     

读王蒙哲学有感

王蒙是许许多多文学爱好者尊重和喜爱的作家，他的少年得志、青年失宠，在逆境中坚持学习，终不沉沦的高贵品质令人敬佩!他无论何时何地总不放弃对生活的热情，不论处在多么复杂险恶的人际关系中始终保持一份安详、单纯的心态令人敬佩!他的复出之后低调做人，甚至官至部长依然头脑清醒，始终不曾荒废写作这一安身立命之本，令人敬佩!他的激情澎湃，一泻千里的表达气势和铿锵有致、妙笔生花的语言文字，同样令人敬佩!在《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里，他用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深沉的理性思考以及良好的悟性，表达了许多独特的，对后人无疑具有深刻启迪意义的观点。可以说，这是他继一千余万字的文学创作之后，奉献给读者的又一力作。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是对建国初基本话语规范的突破和发展,它经历了萌芽期、萌芽后的阻遏期、萌芽后的发展期以及全面形成和定型期四个阶段.     

网络时代的性与文化解构

解构主义大行其道,对于今日中国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既为中国言论空司的再进一步提供了某种可能,也为中国的社会觉醒树立了标杆。没有谁会怀疑,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主义与顺口溜、真理与潜规则、虚拟与现实、正人君子与情色录相带、奖赏与屈辱、希冀与失落、各种观念、思想与情绪相互纠葛,各种道德、名分和利益充分博弈。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