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网络平台的构建

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面临的教学资源亟须整合、教学形式亟须完善、教学项目亟须创新等困境迫切要求构建实践教学网络平台。互动教学法是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的有效途径,思政课实践教学网络平台在师生互动中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彰显师生和谐共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实践教学效果。高职院校通过建立门户网站、成立优质团队、提供"自助式"模式、实施联动考评机制等路径构建实践教学网络平台,有利于实现师生的良性互动,促进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数字社会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运行过程的数据化。这给我国地方政府的传统决策模式、数据采集手段、数据孤岛现状带来挑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大数据集成、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主干数据库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恪守技术伦理。     

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经历了重大调整,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央地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事务上的权责关系.     

论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的互动与融合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都体现着"地方性知识",都是对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调整和规范。民间规范拥有与地方立法互动融合的有利条件,其可以促进地方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的提升。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互动实践中,存在着民间规范转化为地方立法、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所抑制和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双重规制的情况。在地方立法中,为了保证地方立法吸纳民间规范的科学性,有必要加强民间规范融合地方立法的合理性、针对性和地方特色性的立法评估,以实现地方立法实效性的提高。     

学习参与、能力发展与院校认同 ——基于四川省"双高计划"职业院校的调查数据分析

学生院校认同对提高教育质量和提升院校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四川省"双高计划"职业院校调查数据,以组织认同和学习参与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高职学生学习参与对院校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职业教育"双高计划"院校学生的学习参与和院校认同自评分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学业参与、师生互动、课余学术时间投入对院校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课余休闲时间投入则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能力发展在学习参与与院校认同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学业参与和师生互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院校认同,也可以通过促进学生的能力发展间接影响院校认同,而课余时间投入只有促进能力发展才能对学生的院校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指向能力提升的有效学习非常关键。对此,提出强化以"能力发展"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目标、优化教育教学模式促进学生有效学习参与、合理安排课内外时间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等实践建议。     

地方政府、权利经营与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

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对地方政府的深入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权利获得重要影响机制。权利经营是指地方政府作为追求财政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一定程度上将市民权利进行了商品化、财政化,对市民权利进行"定价"并向流动人口"出售",而流动人口则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购买"获得市民权利。要让流动人口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与加强地方督查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回归权利不可商品化的本原。     

论地方事务设定的合法性要件

针对地方事务的初次分配(设定),长期由国务院等中央行政机关负责的实践传统不能取代有限制性规定的现行法律。按照这些合法性要件,在设定主体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经授权的国务院有权设定地方事务。同时,为适应综合治理的需求,1985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授权决定应及时增补其他领域。在规范形式上,只有宪法、法律与依行政法规程序制定的暂行规定或条例可以胜任;并且要以宪法为依据,以法律为主体,提高人大立法的比重,控制授权立法。在制修程序上,代表团得充分行使提案权,为地方事务的设定发声;“中央和地方协商办事”的治理原则须转化为法定程序,以便地方意见的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