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新冠肺炎疫苗供给困境、中国路径与挑战对策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也给全球卫生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新冠肺炎疫苗是战胜疫情的关键产品工具.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新冠肺炎疫苗供给困境集中体现在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严重失衡、产业链分布不均、美国供给意愿与能力弱化三个方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从国内层面积极研发疫苗、区域层面主动展开...     

老树发新枝 三明市政协专题协商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

三明先有工业,后有城市:1957年开始工业建设,全国十万大军支援三明,建成三明钢铁厂,奠定了工业基础;1960年设立三明市。作为地处山区的老工业基地,如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老树发新枝"?这是三明市委、市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市政协建言资政的重点。2020年初,三明市政协聚焦经济建设...     

试论中日关系的新向度——以前首相福田康夫对中外交遗产为中心

近年来,从小泉、安倍、再到福田,日本政府都非常重视构成两国关系之潜流的精神和价值理念领域。特别是前首相福田转变了小泉和安倍的"价值本位"外交方向,并从"回归古典"着手,力图通过重构中日两国的精神、价值大厦,使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利害关系的存在,而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理解、追求并能够互相接受的价值阈值的基础之上。这样,中日关系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脆弱性的一面,从而走得更远。而中日两国在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就此所达成的共识,即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新向度"。无疑这是前首相福田对中外交的重要遗产。     

认真贯彻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 实现张掖经济社会发展新飞跃

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工业化进程;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信息化、市场化进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优化所有制结构;坚持城乡联动,大力推进城镇化;科教兴区,加快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     

朝鲜战争与新中国经济

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经济十分困难.面对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中国的美国,中国经济能否支撑抗美援朝战争,会不会被拖垮?本文通过阐述新中国的经济体制,以及财政、金融、商业、外贸政策及其实施特色,试图回答当时这个令人疑虑和担忧的问题是如何得以解决的;并且指出这场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担与激励,对经济体制迅速走向集中的作用.事实表明,在实力强大的美国的战争挑衅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屈不挠,不仅在军事、外交上敢打敢赢,而且在经济上确立与实施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成功地实现了边打、边稳、边建,有效地支援了战争,维护与增强了民族尊严.     

江泽民的知识分子思想浅论

江泽民在领导我国人民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进一步从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教兴国的主力军以及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等方面对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作了更加准确充分的肯定,并对如何正确认识与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及其途径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和总结,从而坚持、继承和发展创新了邓小平的知识分子理论.     

折戟东北的国民党三个王牌师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口吐狂言,声称要在“三个月之内消灭共军”。就当时国共双方的军力对比而言,蒋介石是有理由如此自信的。且不说自己位居“正统”,可以号令天下;就凭自己手中有 400万经历了八年抗战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中确还颇有几支能征惯战的精锐之师。因此,在他们看来,打败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日本一投降,国民党便一边和共产党谈判一边在军事上进行挑衅。和谈破裂后,国共双方首先尽遣精锐于关外,在东北大打出手。一时间,辽宁不宁,四平不平,东北大地炮声隆隆。然而,令蒋介石始…     

20世纪国外刑法学的新发展

二战后,西方刑法学在新旧两派的继续对峙、争鸣过程中,出现了若干新的趋势与特点,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两派的相互吸收、借鉴,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并着手改造和刷新自己的主要观点和理论体系,俨然以一副旧人新面孔粉墨登场,不过,时代的潮流又使它们不由自主地靠拢,统合在刑法统一主义的大旗下。西方刑法学的统一主义大潮势不可挡,卓而不群、特立独行者已是廖廖。西方刑法学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若干更新与扩充,如经济分析的方法和行为主义的分析方法的引入与走俏。理论的成熟与实践的深入推动着西方刑法学理论向纵深方向发展,学者们对刑法的目的、刑事政策的合理性与妥当性进行了热烈讨论与深刻的反思;有些学者对正统刑法学理论进行了修正、反动甚至颠覆;有个别学者在刑事社会运动中不为时势所惑,坚守刑法法治主义阵地,并对刑法原则作了若干拓展与深化。     

对欺诈“退一赔三”的探讨

在修订之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后,迅速的成为社会的讨论的焦点。其中,对于欺诈的处理,有人提出"退一赔三"的观点。"退一"的依据是什么?"退一"退的是什么,如果消费的内容是"接受服务"如何退。     

探析公司法修改后配套机制的完善

2013年新修改的公司法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等诸多限制,为广大正在或准备创业的人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有利平台,便于发挥其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会带来基于市场主体的诚信问题而造成的困难。笔者认为应加快完善信用公示与信息披露等配套机制来辅助新公司法的实施,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维护交易的安全与人民群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