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争朝夕同心追梦 ——福建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议政履职实录之一

东海之滨,朝着高质量发展的福建正在踏浪前行。回望2019年,八闽儿女带着信念和感情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的期待,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新福建建设迈出新步伐。在2020年1月11日唐登杰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全省生产总值跃上4万亿台阶,同比增长8%;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5600元、19500元,分别增长8.5%.9.8%,均高于GDP增速。     

马尔库塞的新技术思想研究

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在技术理性的影响下已然蜕变成为一种控制的新形式,而社会也变成了一个政治领域、消费领域、文化领域、话语领域、思想领域全面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认为,想要彻底改变人受控制和奴役的状况需要构建一种彻底改变现存技术对自然的暴力统治,同时把人从压抑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复归人的自由的新社会,而其中的关键是转变技术进步的方向,培育一种摆脱技术理性统治的,在人的理性(后技术理性)的支配下,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的的新技术。然而,由于缺乏具体可行的方法,因此,马尔库塞的新技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新时代国家凝聚力发展的新向度

新中国国家凝聚力发展经历了社会主义探索、改革开放、新时代三个阶段,迎来三次高潮。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伸向国家凝聚力核心、保护层、基础层三个层面,使之发生深刻变革,引发国家凝聚力发展向度的新走向。不仅增强国家凝聚力核心的活力,而且引发国家凝聚力定向绽放;不仅融入国家凝聚力保护层,而且塑造国家凝聚力工程;不仅以人民为中心,而且拉近基础层。防止了核心硬化、中间层分化、基础层边缘化,增强了国家凝聚力。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重新发布《北京市城管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通知

京城管发[2019]115号各区城管执法局,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天安门、燕山、西站地区分局,市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新修订的《北京市城管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等文件已经2019年12月23日第四十八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把握机遇,抢占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国内电信运营商颁发5G牌照,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5G网络的主要优势在于数据传输速率远超以往,是一项从量变到质变的技术变革。每一代通信技术变革都能催生新产业与新业态,5G技术作为新兴技术将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助力传统经济转型,成为人类社会未来数年乃至更久的新发展引擎。     

美好生活视角下优化社会治理的四重维度

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采取有效的社会治理是确保需要更好实现的关键。同时,追求美好生活也对优化新时代社会治理具有积极意义。美好生活需要从多重维度推进社会治理,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升新境界、注入新动力、提出新定位、引领新诉求,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追求美好生活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两者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30年来涉台经济研究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演进——基于历年《台湾研究集刊》所发表论文的分类分析

本文以近30年来《台湾研究集刊》中发表的涉台经济研究类论文作为对象,对其中所采用的各种范式方法加以分类归纳比较,分析该领域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时间演进特征。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涉台经济研究的范式注重文献信息的丰富程度,主要采用数量描述和文献归纳方法,但逻辑论证的精度不足;20世纪90年代更为关注研究的实用性,倚重逻辑推理和理论演绎方法的运用,逻辑深度有所加强,逻辑精度也有一定提高;2000年以后则同时向实用性和理论性两个方向发展,既注重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也开始引入主流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范式用于理论检验和创新。各种研究范式和方法互为补充参照,由此才能不断推进涉台经济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管制与服务:行政理论范式的哲学方法论解构

管制公共利益理论、管制俘获理论以及服务型政府理论基础——治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它们在方法论上存在缺陷。"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不是一种替代关系,管制与服务都是行政职能的重要内容,是一种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片面地强调服务而弱化管制对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同样是非常有害的。     

新《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劳动关系的影响

新《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的劳动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新《劳动合同法》明确了农民工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适用范围;二是强化用人单位缔约责任,杜绝农民工事实劳动关系,降低农民工短期、临时合同的签订率,倡导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加大对农民工试用期的保护力度,明确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惩罚力度,并从细则上加大了对农民工的保护,从而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三是新《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劳务派遣做出了明确规范。但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是对劳务合同或者雇佣合同的调整,二是用人单位法律责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