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重点是要移除不幸福

人的思想行为里,有一种方法论叫做"负面消去法",它的意思是,有一种我们认为是正面的东西,但它又很难定义及列举,这时候既然正面难定义,我们为了避免纠缠,干脆只谈它的负面,负面少了一项,正面就等于多了一项,当正面多了,它就自然而然会出现定义。这种"负面消去法"最好的例子就是"文明"。文艺     

漫谈犯罪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基础理论

犯罪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构建基础理论是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解决问题首先要提出问题。作者以“问题清单”的方式，将犯罪学基础理论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梳理列举，以利构建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式。作者提出方法论比方法更重要，并就思辨与实证、犯罪的阶段性、犯罪和私有制等犯罪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用复杂的思维方式研究领导活动——兼从方法论角度反思三类领导理论研究

三类领导理论的研究重点从单一元素到整体。研究重点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是思维方式转换的体现,因此要反思传统的思维方式。一般系统论的出现克服了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些弊端,但仍未从根本上超越传统的思维方式。复杂科学为我们进行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领导活动本身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以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来研究。本文从复杂的思维方式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超越出发,揭示出复杂的思维方式运用于领导理论研究给人们带来的启示。     

科学地把握“现代化”范畴的方法论

本文从方法论的高度阐述了如何科学地把握“现代化”这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历史范畴。“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十分丰富内涵的历史范畴，必须应用历史考察和逻辑方法分析它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必须坚持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原则，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基本特点。     

青年研究中的思维转换——从笛卡儿思维到打破现状思维

当前青年研究的状况表明方法论的革新是提高青年研究的整体水平的当务之急。而方法论革新的核心又在于理论思维方式的转换。从笛卡尔思维到打破现状思维 (展开·整合思维 )是一种可能的出路。青年被誉为“人生的春天”、“社会的未来”、“人类的希望”。青年同时又有其消极作用 ,尤其是在西方 ,青年四大危机 (失业、吸毒、犯罪、学生骚动 )困扰着一些国家和政府。因此青年又被贬为“风暴之王”、“危险阶层”。笔者在这里主要是试问青年“研究”的现状 ,试举青年“研究”的不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探析

系统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应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的方法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方法论提供总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的方法论,分别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具体的方法。     

你是蚂蚁、蜘蛛还是蜜蜂?

培根做过一次名为蚂蚁、蜘蛛和蜜蜂的演讲。在演讲开始,他问大家:你们都见过蚂蚁、蜘蛛和蜜蜂吗?大厅发出一阵哄笑。蚂蚁、蜘蛛和蜜蜂,这些大家都知道,     

刑法解释立场之疑问：知识谱系及其法治局限——一种法学方法论上的初步探讨

在提倡刑法学派之争以及风险社会与法治建设初成的背景下，通过对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之知识谱系的详细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之主张与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结构特点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联系。形式的与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之间的对立，从表面上看，对刑法解释结论起决定性作用的似乎是刑法规范中的立法原意抑或客观规范目的，而根本上，则是法哲学根基与法学方法论的对立。绝对的强调尊重字面含义、注重从概念直接推导出结论的形式的刑法解释立场实质上是不存在的，以此对形式的刑法解释立场进行责难其实是一种理论上的误读。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方法与本体、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主观的立法原意与客观的规范目的等范畴的对立都是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运用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实质的刑法解释只有在形式的刑法解释结论与刑法的正义性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而又无法获得妥当性结论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

通过对1979-2015年间中国法学核心期刊所发表论文及相关事实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法律实证研究已经在目前中国法学界获得了一席之地。研究者群体在壮大,成果在增加,问题意识已经辐射到法学研究的很多领域,关注点已经逐步向微观问题转移,影响面在扩大,并形成了一个相对较大的知识市场。知识的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推动了法律实证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也造成了一定的"知识泡沫"。为了法律实证研究的长期健康发展,并对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本文主张法律实证研究者应该努力推动一个开放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保持开放、多元、互补、合作的心态来对待其他类型的法学研究,以回应发现中国法治建设的真实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的历史使命。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创新与理论演进

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重大发展与方法论的突破密切相关。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理性选择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方法论创新成为理论创新的直接动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行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假定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外生于制度环境,导致其对制度如何塑造偏好以及历史进程如何影响制度变迁的分析陷入诸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