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

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一直是刑法理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首先分析了抢劫罪的客体,接着对抢劫罪的犯罪未得逞进行解读,最后分析对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的处理。     

“挪而未用”之定性研究——兼论挪用公款罪的既遂标准

本文着眼于"挪而未用"之定性到挪用公款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从实然与应然的角度指出"挪而未用"是既遂,并认为"用"的行为是量刑情节不是犯罪构成要件,并建议本罪作出法条修改。     

关于假币犯罪的思考

由于目前假币犯罪不断呈现新特点、新动向 ,在司法实践中 ,往往产生困惑并造成执法不统一 ,不利于对假币犯罪的打击。因此 ,要认真界定假币犯罪的既遂和未遂 ;做好居间行为的定性 ;做好持有假币和出售假币的认定。对刻制假币印刷版和制造提供印制假币机器者 ,处以必要的惩罚。     

危险犯概念的再研究

关于危险犯的概念 ,无论是在大陆法系 ,还是在我国 ,都存在许多争议。本文通过对中外刑法理论中危险犯概念的研究 ,从危险犯的特征入手 ,对“危险犯”作了重新界定 :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一行为 ,当该行为的发展趋势脱离行为人的控制 ,以致使受刑法保护的公共安全、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等社会关系出现法定的具体危险状态 ,但实害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犯罪既遂的犯罪。     

认定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不应扣除公务费用

一、扣除公务费用不符合刑法的有关理论 1.扣除公务费用与犯罪既遂的理论相悖。根据刑法理论,只要行为人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利用职务便利,使公共财产脱离单位控制或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就构成     

如何界定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

有关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不同观点 受贿犯罪由于其并没有直接侵吞国有（公共）财产，因此，比较贪污、挪用公款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其行为隐蔽性更强，因此，在实践中，往往是案件已经完全结束，行为已经完全既遂才被发现、处理。所以“受贿未遂”也就变的十分“稀有”，特别是加上证据固定的困难，使受贿未遂案件难以发现，也使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难以确定。     

法益保护视角下我国刑法分则罪刑规范构造模式分析——以数额犯为切入点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罪刑规范的实质是法益保护规范。刑法分则罪刑规范的罪状构造模式实际上是“犯罪成立模式”，是刑法对某种特定行为构成犯罪的“最低要求”。犯罪成立与犯罪既遂、未遂实际上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方面的问题。犯罪成立与否讨论的是罪与非罪、是否发动刑罚的问题；而犯罪既遂与未遂是在确定已经成立犯罪的前提下，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对于刑的规范而言，立法事实上确立了以既遂为标本的模式。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犯存在既遂与未遂的不同形态，而结果犯只存在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结果不发生就不成立犯罪。因此，在具体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就需要运用法益保护的原理，仔细辨别哪些犯罪是行为犯，哪些犯罪是结果犯。     

浅议入户盗窃的犯罪形态

作为一种古老的财产型犯罪,盗窃罪历来受到各国刑法的严厉打击。入户盗窃作为盗窃罪的一种类型,在侵犯财产权的同时对公民的住宅安宁、人身安全也形成了重大威胁,其社会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的盗窃行为。自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纳入盗窃罪的罪状中,全国各地已经办理了多起"入户盗窃,但零收获"的案件,但各地司法机关对于认定该行为是盗窃罪既遂还是盗窃罪未遂则存在分歧。加之目前又没有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导致执法的不统一。本文针对现实法律问题,通过界定入户盗窃的概念内涵,具体分析入户盗窃中的未遂与既遂等问题,为司法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骗取出境证件罪的既未遂问题研究

骗取出境证件罪的既未遂问题在学术界及实践中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本文从实践中的案例出发,分析现存的分歧点,后以结果犯和行为犯的区分标准及本罪所保护的法益的角度来认定骗取出境证件罪系结果犯.最后通过对现存不同观点的分别论证说理来确定将出境证件骗到手系本罪的既遂标准,而且在认定“情节严重”时不以既遂为必要.     

强奸罪中“轮奸”的认定

轮奸不是具体的罪名,为强奸罪的加重情节.司法实践中关于轮奸的认定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轮奸不要求各行为人的行为均达到强奸罪的既遂标准,只要有强奸的行为即可；一种观点认为轮奸的量刑起点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要求各行为人的行为必须达到强奸罪既遂的标准,否则就不能认定为轮奸.轮奸的认定关系到对行为人行为的准确量刑,刑法分则并没有对轮奸的认定标准加以具体化,再加上对受害人的同情心,导致很多情况下轻刑重判,不符合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本文从轮奸的定义出发,对轮奸的具体认定标准提出了一些见解和看法,力图使轮奸的认定标准更客观、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