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违反国家规定”的理解和适用

我国刑法分则中的"违反国家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第96条加以认定,不包括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行业规则。其条文多规定法定犯;在立法技术上有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的考量;"违反……的法规"、"违反……的规定"的表述不能超过96条对其的限制。"违反国家规定"多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被规定,但有时并不具有实体意义,只是为了指示违法性而存在,或者只是表示没有经过行政许可程序,或者只是相关表述的同位语。该类条文存在明确性问题,在司法适用上,司法官应在不违背刑法第96条意旨的前提下,用足国务院制定、批准、批转和批量通知决定认可的部委或者中职部门的规章,以之参照认定犯罪。     

嫖宿幼女罪之立法缺陷与完善——以刑法明确性为视角

嫖宿幼女罪顶格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而强奸罪顶格刑为死刑,是故,嫖宿幼女罪便有在立法上纵容犯罪之嫌疑,不利于幼女身心保护.从立法上应对嫖宿幼女罪进行完善:如将嫖宿幼女罪归类为侵害人身权利罪,明确其首要保护的是幼女的人身权益；依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完善嫖宿幼女罪的刑罚等级与种类；明确量刑情节,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等.     

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明确性探析

韩松在《政法论坛》2011年第1期撰文认为,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明确性不能以私人所有权的明确性为判断标准。我国已经明确了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是本集体成员,因此,只要明确了特定的农民集体的集体成员资格,明确了成员集体的团体性及其形式,明确了集体所有权行使中的集体组织与集体成员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则,就可明确了集体所有权的主体。     

刑事立法的类型化逻辑与路径

类型化是现代刑事立法中不可逾越的方法和思维,它能有效克服客观具体化和概括性立法的弊端,能有效地兼顾刑法的安定性和适应性。对类型的把握程度直接关系到刑事立法的成功与否。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仍然存在类型化程度不足、概括性立法和概念式立法等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刑法的适应性、安定性和正义性。从刑法的明确性出发,类型化程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国民对犯罪类型的认识程度。在自然犯等传统类型的犯罪中,采用较为简洁的犯罪类型也不会超出国民的可预测范围。在行政犯等新型犯罪中,犯罪类型的规定应相对充分、详尽,且应采取例式法的立法模式,但也必须满足类型理论的基本要求。     

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确性

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简称规范性要素)具有开放结构的特征,需要法官以社会一般观念和经验认知为逻辑前提对其进行理解和判断,故其具体内涵和范围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并呈现出模糊性和歧义性的面相。但是,规范性要素具有理解可能性和预测可能性,可以满足相对明确性的要求,因而,规范性要素和明确性原则之间不止有表面上的冲突之处,二者更多地表现为契合的一面。为了实现刑法的安定性,立法者使用记述性要素足以使特定的犯罪行为类型化时,便不宜采用规范性要素。     

行政执法解释应遵循的原则

行政执法过程中,解释与适用行政法规范不能回避如下问题：行政执法是否应以公共利益为标准进行合目的性解释？法律的明确性原则是否包含解释的明确性？而解释的明确性应涵盖哪些基本要素？如何使行政执法解释能够获得行政相对人“心悦诚服”的接受？     

浅析罪刑法定主义下的空白罪状问题

空白罪状是随着社会公共事业范围的不断扩大，顺应因自由法治国向社会福利法治国的转换而行政犯日趋增多的状况所出现的一种罪状表述方式。本文从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重新理解中，论证了空白罪状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从而通过对空白罪状的修正，改善可以寻求到刑法二机能的最佳结合，从而实现刑法的目的。     

刑法明确性之判断

刑法规范应当是明确清晰而不能是含混模糊的,否则便可能为司法人员有差别地、随意地适用刑法预留广阔的空间,从而不利于保障民众的法自由与法安全.刑法的明确性包括构成要件的明确性和法定刑的明确性两个方面.在判断某一刑法规范是否具有明确性时,如果一般民众能够理解其意义和适用范围,并能据此预测某一行为的后果,那么,该规范就是明确的.所以,刑法明确性的判断基准是具有正常智识的一般民众而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判断的尺度包括理解可能性和预见可能性.     

关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明确性分析

最高司法机关自刑法实施以来,制定了许多司法解释。本文将会对刑法司法解释的含义、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刑法司法解释明确性的相应对策。     

从律师刑事责任的承担看刑法第306条的存在合理性问题

刑法第 30 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主要涉及律师刑事责任问题 ,自其产生之日起即引起极大争议。本文以刑事立法科学性、合理性和明确性为视角 ,探讨了该条的立法缺失 ,对该条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 ,并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以及树立正确刑事诉讼之理念的角度出发 ,提出废除刑法第 30 6条之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