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婚外同居当事人的赠与行为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民事主体经常以各种方式处理自己的合法财产。例如,赠与、遗赠。但是当当事人赠与的对象是婚外同居当事人时,不仅在道德上引起了讨论,也涉及到一系列法律问题。本文试图从已采取的司法实践的做法中从公序良俗这一抽象的原则入手,分析婚外同居当事人赠与行为性质,法律后果,可采取的做法,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本文第一步简单的分析了现阶段婚外同居当事人赠与的行为,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即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从公序良俗分析婚外同居当事人赠与的判定的依据,所期待达到的法律效果,如何操作,及相关权利人(合法配偶)的权益方面,合理解决这一问题。     

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制度解析——评《行政强制法》第43条

《行政强制法》第43条规定关涉的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规定透射出这样的利益博弈:公民权的保障与行政权的限缩、个人利益的凸显与公共利益的隐退。由此足以解读立法者设置该条的旨意。该种立法内容设计存在正当性瑕疵:从宏观上来看,存在与该法同一章节预置规则相冲突之嫌;从微观来看,内容设计之科学性不足。基于此,行政强制执行时间与手段限制的革新应以"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为导向探求行政强制执行时间的限度;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程序设置等方面规制拒绝给付制度。     

论法律监督权与经济公诉权

正目次一、整体利益与法律监督权二、法律监督权的实施机构三、经济监管权与经济公诉权按照传统的"三权分立"理论,国家由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构成。司法权孟德斯鸠称其为裁判权力,是法院和法官听审并作出有约束力裁判的权力。它是一种中立性权力,应遵守"无控告即无法官"的原则。"从性质来讲,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和“二十公”精神 全面推进公安机关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公安机关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和“二十公”精神,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中央《决定》和“二十公”精神,要把握脉络、变革观念、抓住实质;要切实把思想认识和工作思路统一到中央《决定》和“二十公”精神上来,立足实际,与时俱进,明确公安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努力开创公安工作新局面。     

谈谈侦诉合一

侦诉合一 ,其核心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 ,有权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进行指挥。侦诉合一的构想 ,确实能够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司法资源浪费、诉讼效率低下、侦查程序严重失控”等问题。因此 ,这一构想是积极的 ,但实现的方式 ,不是通过检察指挥侦查 ,而是应将刑事案件公诉权从检察权中分离出来 ,由公安机关行使     

亲情大裂变，引发“骨灰管理权”第一案

五百封越洋情书，结下一段美满婚缘；四年大洋彼岸望穿秋水，盼来一场噩耗。妻子肝肠寸断。对公公婆婆而言，同样承受着巨大的丧子之痛。一家人料理完丧事后，骨灰盒却成了最大的难题。公婆想让摆在家中，定时祭奠；儿媳不堪忍受“亡灵”阴影，私自将骨灰安放陵园。于是，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分崩离析，公婆将儿媳告上法庭，讨要骨灰的管理权，媳妇说自己本身拥有管理权。争夺骨灰的“第一管理权”，此案在我国尚属首列。     

上海石化金佳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诉朱佳斌、陆丹丹损害公司权益纠纷案

先行为违反道德义务，是否影响到与之相关联的民事行为的效力?无效处分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后果究竟如何?本文从公序良俗、无权处分和无效条款可转化的角度，分析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     

反思中国式维权

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权利受到挑战甚至挑衅的时代,因而我们置身的必然是一个维权的时代,“维权”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令人振奋、鼓舞而又让人神伤、辛酸的主题词和关键词。可以说,在每一个老百姓维权的故事背后,都隐藏着一段让人感慨甚至辛酸的经历。“维权”彰显了法治     

物的损害与公序良俗

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致害人根据其主观上的故意与过失、致害程度、损害后果依法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使受害人从而得到适当的补偿，合理合法。但是，笔者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常常碰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这些案件的共同点是在适用法律上难以找到足以判令被告人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原告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人民法院难以予以支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类案件有扩大化之势．牵涉滥诉之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试举如下两个案例加以说明：     

试论公私法在行政特许制度中的兼容

行政特许是运用行政权配置资源的重要制度。实践中存在着许多行政特许的现象,行政许可法也规定了可以设定行政特许的事项范围。较完善的行政特许制度应当具备规范的法律形式,并能有效的配置资源。以此为标准,对我国行政特许制度的现状进行考查,发现作为传统公法制度的行政特许不足以达到有效配置资源、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针对现行制度的不足之处,本文提出了建立公私法兼容性的行政特许制度的建议,即从方式上结合运用公法手段和私法手段,从目的上达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双赢,从法律适用上建立公私法兼容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