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饰近代化的起点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从服饰的变化开始的.晚清时期,剪发、易服、戒缠足的发难及其历经磨难终有成的艰辛历程,不仅冲击了衣冠之治的古代服饰文化传统,而且也开启了中国服饰乃至生活方式近代化变革的大门.     

晚清时期版权保护制度的探索与施行——以报刊报道为中心

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日渐盛行,近代版权思想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特别是以报刊为媒介,有关版权问题的诸多论述自“新政”施行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虽然在朝廷内部既有如管学大臣张百熙对版权制度持否定疑虑者,又有如廉泉和严复持积极拥护者,但无论如何,版权保护的施行与推广是大势所趋。在1903年以后,官方将版权保护制度予以施行推广。延至1910年末,清政府搁置数年的《版权律》编纂工作在仿行宪政的大背景下继续开展,并最终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成了近代中国版权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     

“长沙之虎”：抗日名将薛岳

1938年11月长沙的一场大火,鬼使神差地把一心要痛痛快快与日寇决战的薛岳推上了抗日第一线。原来38年11月8日,目军侵入湘北,并出动了飞机轰炸长沙。9日,临湘陷落,11日岳阳失守,12日打到了平江。这时,距长沙城只有300多里了。此时毫无斗志的守军已经准备弃城了。撤离前为了实施蒋委员长策划的“焦土抗战”政策,守军开始纵火烧城,一时间古城中的数万民宅亦在大火中化为乌有,天心阁、开福寺、爱晚亭、岳麓书院、麓山寺等十余处名胜古迹化为灰烬。老百姓前往救火,却被军警阻挡。     

省域视野下的晚清“兵权下移”现象——以浙江为例的考察

晚清“督抚专权”的问题学界素有争议，而“兵权下移”是其重要的论述内容。以浙江的个案来看，光绪朝中后期的巡抚们对军队的掌控虽有突破规制之处，但没有到达“专权”的地步。真正的“兵权下移”主要缘于清廷对新军的失控，缘于新军的地方化与革命化。与受人瞩目的北洋新军、湖北新军不同，浙江新军的“平庸”反而更能反映一般省份新军的时代特征。     

论望月清司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释读与再构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望月清司批判了阐释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出现的线性历史观倾向,并提出从分工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历史性建构,这一建构工作借用市民社会、异化、分工和共同体等基本范畴,把传统马克思主义基于阶级斗争所体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社会形态演变机制解释为基于分工和交换平等性关系的运动机制。望月清司的独创性在于,依托马克思不同阶段的思想运演,切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对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历史性（总体性）考察。但望月清司的问题在于,将劳动异化泛化为人类学概念并将之纳入交换领域,强调分工本体论而导向生产力进化主义。对望月清司的批判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彰显了批判性、否定性、情境论等历史性原则。这给予我们现实思想教益：立足当下社会实践寻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路径。     

晚清商人三种境界

胡雪岩、盛宣怀与张謇这三个晚清商人,生活的时代大体相当,但他们的人生轨迹与商业理念又大异其趣,恰恰代表了不同的商人境界。张謇是甲午年恩科考试的状元,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官场大佬都与他有交情。但张謇却选择"下海"办实业。张謇比胡雪岩、盛宣怀更有独立诉求。他是最早提出设立商会的倡议者之一,因为他认为官应还权于商。     

柴进的铁券：条约立宪主义学说及其挫折

条约本是最重要的国际法渊源,但据说也能发挥宪制作用甚至成为宪法渊源,这是当代条约立宪主义学说的肯綮。通过对四国五个案例和中英两大宪法学传统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当代条约立宪主义学说的产生虽然有其特定的法制、认识论和政治条件,着力勾画为“条约”所保护的“历史权利”及其背后的规范世界,但站在实定法的立场上评断,条约立宪主义所重视的“条约”并不具有凌驾性,它们并非所在宪制的组成部分。对古老“条约”的重新发现,乐观地说是重奏一曲法制史学的悠扬挽歌,悲观地说只是效果堪虞的政治活动,就好像《水浒传》中柴进要祭出祖传“丹书铁券”来对抗朝廷差遣。     

晚清革命党人暗杀对象为何多为“开明大臣＂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905年9月24日）,在北京的正阳门火车站发生了一件震动中外的大事。     

印度尼西亚的多元民主改革及前景

印尼多元民主改革始于宪政改革,并效仿美国一些政治制度,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经过10年的改革,印尼基本建立起多元民主体制。印尼的民主改革的前景并非一片坦途,最终还需与民主治理、政府效能结合起来,印尼民主改革才能具有生命力。     

司法与行政的有限分立——晚清司法改革的内在理路

面对近世西域分权思想的传入及其对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冲击,晚清统治集团把革新司法权力运行体制与方式,推进以司法与行政相分立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施行预备立宪的基本思路和策略选择。在国权统一的模式下,晚清统治集团推行有限度的司法与行政之分立。然而,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对于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司法权限的界定并不清晰,遂引发了后来影响广泛的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围绕司法权限而展开的激烈争论。这场部院司法权限之争,深刻地反映了司法独立理念与行政支配司法理念之间的价值冲突。晚清司法改革标志着新的近代型司法制度的出现,体现了近代中国法制与司法文明的历史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