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贯彻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和推进全部工作的组织基础,是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得以顺利进行的战斗堡垒,是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基层党组织只有通过提升组织力,创新机制,突出政治功能,才能真正发挥基层党建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推进基层改革深入发展。一、强化政治引领,明确政治方向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减少层级与打破矩阵：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治理模式新设想

当前城市治理模式呈现出层级较多、矩阵型治理架构以及主要依赖政府管理的特点。层级较多导致治理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矩阵型治理架构造成权责分散、政出多门、体制僵化；主要依赖政府管理导致其它治理主体力量微小、作用难以发挥。这些问题已造成现有城市治理模式日益陷入改革发展僵局，难以改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亟需探索新的城市治理模式，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创新行政管理、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设区模式。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应减少治理层级，将治理架构由矩阵型变为网络型，同时充分发挥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新的城市治理模式，还将以增量带动存量，推动已有城市治理改革。     

社会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问题及其应对

利益表达机制是利益主体向决策者提出合法权益诉求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运行模式,它在政治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有助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有助于促进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但是,就当前社会公众表达机制的运行来看,仍然存在成本高、不均衡、渠道少的问题,应该加以健全和完善。具体而言,以建设阳光政治为契机,加快政府信息公开,降低社会公众表达成本;以缩小收入差距为基础,提升利益表达能力,促进社会公众表达均衡;以疏通制度性表达渠道为先导,充分利用体制外表达方式,拓宽社会公众表达渠道。     

财政管理反腐功能及其强化

财政管理与腐败防治存在内在关联,通过强化财政管理功能可以有效预防财政腐败。强化财政管理功能主要是优化财政管理体系,强化财政管理的反腐基础;健全财政监督机制,强化财政监督的反腐作用;完善财政责任机制,强化财政违法的惩治功能等。     

从帕森斯AGIL理论视角看新时代“枫桥经验”

通过对帕森斯AGIL理论与社会治理核心要素的契合点进行分析,探讨"枫桥经验"优越性与成功实践,以期对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

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对村庄治理有重要影响。农地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可分为公司、合作社和大户等三种类型。以公司为主体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能增强村庄治理的经济能力,但排斥劳动力,扩大农民面临的风险,加速村庄共同体的瓦解;以合作社为主体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分为社区型合作社和农民自主组建的合作社两类,前者能显著增强村庄治理的经济能力,但排斥劳动力,内部治理成本高昂。后者不排斥劳动力,能提高农民收入,增强村民之间的社会资本;以大户为主体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能较好维护村庄的稳定和秩序,但大户的生活满意度不高,流动性意愿较强。     

政治学视角下的国家建构与灾害治理分析

面对重大灾害,个体和小社群无法自救,这样就会产生对第三者即国家救援力量的需要,从而使国家得以催生;源起于灾害应对的国家必须对发生于其疆域内的重大灾害进行持续性救援,这是保持国家政权正当性和合法性存续的基本前提;大国在大灾面前,有集中资源及政治动员方面的相对比较优势,因此,重大灾害频发与大国形成之间具有互构关系;国家对灾害的救援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包揽所有的治理行为,而是要发挥社会和国家的各自优势。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陕西省的治理实践来看,我国农村仍存在生活污染、种植业污染、养殖业污染、工业污染等问题;从总体看,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进展不平衡、长效机制不健全、推进速度有待提升、农民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度不高。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职能不足,农民环保意识不强、生产生活习惯改进难,资金投入不足,环境管理体系不健全,宣传力度不够。根据陕西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创新,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实现农村生态环境善治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