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投保人只能在法定期间向保险公司索赔；暴力犯能否假释按新《刑法》实施后所判的刑期而定；没有共同故意，就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     

警惕干部考察谈话中的六种不正常心理

一是畏惧疑虑。主要表现为对考察组不信任，害怕自己讲了对考察对象不利的话，事后被其知道不仅失了情面，还可能遭受打击报复。而有的人自身与被考察对象有牵连关系，如果反映他人的问题，就会暴露自己的问题，因此，不愿吐露实情。二是敷衍应付。从思想上就没有看重考察，觉得考察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认为与其说实话担惊受怕，不如顺水推舟做个人情。三是嫉妒。     

在脚手架上的滋味

当我站在四米多高的脚手架上时，我的腿开始剧烈地颤抖，画笔上所蘸的颜料由于手的抖动而纷纷地掉落在身上、裤子上。我不敢往下看，我怕我看了会失去工作的勇气。这时我听到那位店经理在下面喊：“到底能干不能干？”     

作为组织支配的正犯后正犯：支配型共谋的德国理解

对于参与共谋者,最终没有着手犯罪实行行为的,应该如何承担其刑事责任,存在很大争议;不应一般性的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而应该将以＂共谋＂的共同参与区分为支配型共谋与对等型共谋,相应确定不同的参与人类型;德国学理和判例创立＂正犯后正犯＂法范畴,并运用基于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组织支配＂解释其间接正犯性,通过展现德国该问题域的实践进路、理论论争和最新发展,为在中国语境下解释组织支配和寻求处理支配型共谋的中国路径提供经验图景。     

《唐律》中共犯人的分类及其现代借鉴价值

《唐律》中的法定共犯人种类只有首犯和从犯，教令犯和胁从犯均不是法定的共犯人种类。区分首犯和从犯的标准主要是看造意与否，特定身份、特定情况下的客观因素亦可起到区分作用；特别严重的犯罪以及亲自才能实施的犯罪则不分首从。《唐律》中的共犯人分类具有科学性，其区分首从的标准与犯罪支配理论具有相似性。现行刑法的共犯人分类以及区分的标准都可从《唐律》的规定中吸收合理的因素。     

《唐律疏议》"知而犯之谓之''故''"辨正

《唐律疏议》中“故”有六种用法，其中两种表示犯罪的主观意图，即“故纵”之“故”与“故杀”之“故”。张斐《晋律注》释“其知而犯之谓之故”，后世律学注释奉为圭臬。从法典渊源与律文疏解来考察，“知而犯之”仅指《唐律疏议》中“故纵”之“故”。“故杀”之“故”应用其疏解“无事而杀”。“知而犯之”与“无事而杀”非指一事，不应混淆。唐律中“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延续了魏、晋律注“无变斩击”的注解模式并在唐律注解中将之细化。     

朱德总司令与解放石家庄

<正>朱德一生指挥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战役,统率过几百万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他有高人一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石家庄就是在他的亲自筹划和指导     

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说到五四新文学传统，我们有必要把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区别开来。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早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时就肇始了。它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     

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历史与现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了传统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留下了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更高领悟和理论升华。     

试论“超越承担过失”

“超越承担过失”是犯罪过失中的一类特殊形态,在注意能力方面有别于一般的过失,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对其展开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过失犯理论中,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也是可行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