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第三条道路吗?——对自由主义和整体主义国家学说的质疑与修正

人因自由而成为能够打开各种可能性的未完成者,即能相互敞开自身、呈现自身的存在者,因此,自由的人必定能相互理解、相互承认、相互尊重而存在于共在中。这意味着,自由的人一开始就存在于某种伦理共同体里,而不可能有非社会的自然状态。同时,虽然人类一开始就存在于社会之中,但是,人类社会之为一种"社会"而不只是一种蚁群,则是因为这种社会是能够自由的个体展开出来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能自由的成员个体先于且高于共同体。因此,一方面,国家不可能是直接契约出来的,而必定以伦理社会为其基础,因而国家负有伦理使命;另一方面,国家没有理由凌驾于成员个体的自由之上,相反,国家的首要使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与保障个体的普遍自由。     

台北：任是无晴也动人

早起，大雪。一夜间，寒凝大地，从树梢到屋顶，积雪盈尺，银朵连枝。虽是早春天气，光阴的轮轴却仿佛倒转回数九时节，清光万里，一片素净。新发的柳条、春草都不见，独留下朱墙碧瓦隐隐透出庄重的色彩。偶有路人踏雪而行，姿影绰绰，言笑晏晏，转眼又没入纷扬的雪雾中……     

架设代表履职“网络直通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这既是对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全新部署,也对做好新形势下人大代表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先行先试,自2013年1月换届以来,以＂浙江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建设为抓手,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走出了一条通过网络平台创新人大工作和代表履职方式的探索之路。     

荣辱观之道德原则嬗变的历史时代分析

荣辱观的道德实践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有着不同的存在形态。因此,作为一种道德评价的价值标准,荣辱观之道德原则也发生着否定之否定的嬗变。基于此,文章从荣辱观的道德实践主体的三种不同存在形态:依赖性存在、独立性存在、共生性存在出发,详细地对荣辱观之道德原则的嬗变进行了历时代分析。     

政治交接教育实践活动体会五点

2003年12月,中共广西区委统战部发出《关于在各民主党派成员中系统地开展政治交接教育实践活动的建议》的通知,我会积极响应民革广西区委会关于在全区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中掀起开展政治交接教育实践活动热潮的倡议,市委会领导非常重视该项活动的开展,并就开展政治交接教育实践活动作了具体安排。回顾活动开展三年来,我们有如下的认识和体会:     

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一种建构主义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兴起的过程中，政治动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精英建构起一套新的革命化规范，并力图让乡村农民接受、认可这些规范。由于乡村社会各个群体对于新规范显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共产党依据不同的群体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从而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内化模式，即基于强制的内化、基于利益的内化和基于合法性的内化。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互动中，双方共同建构了“共意”。     

国家利益与抗战胜利前后苏联的“扶蒋非共”政策

抗战胜利前后,为了获取战后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在和美国的妥协和较量中,苏联对华实行了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相呼应的"扶蒋非共"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与美国竞相抢夺在华利益;另一方面既承认国民党政府存在和接收东北的合法性,又限制其接收东北,既贬低和限制中共,又暗中支持其接收东北.这种政策明显暴露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直接影响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总设计师最后的牵挂——邓小平先富共富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先富共富”论,是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所设计的一个大政策,是我们处理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富与共富关系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在发展中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重温邓小平“先富共富”论,可以使我们受到深刻的启示。     

社会转型期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社会学视野

随着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推进,社会秩序结构由“非自愿模式”进一步向“协议模式”转变,国家与家庭的关系由恶性互动逐渐转变为互构共变,农民由滞留农村转为外出务工。从社会学新型理论“社会互构论”的观察和研究视角,对社会转型期国家与家庭这两大行动主体的互构共变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秩序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和解释。     

纪念一二·九运动70周年座谈会召开

2005年12月7日，在一二·九运动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第一研究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联合举办了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为主题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七十周年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