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区复合共治”社会管理模式下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的创新研究——以成都市成华区社区区域化党建和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区域化党建是实现社区治理主体横向联合合作的组织平台,是实现社区治理主体整合党建资源的有力抓手,也是实现社区治理主体承担公共责任的组织保障。"社区复合共治"模式下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必须抓住"共同利益"这个核心,必须抓住"双向服务"这个关键,必须抓住"互动活动"这个根本。     

网络交友诱导投资赌博诈骗犯罪特点及侦查对策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跨境犯罪越发猖獗。其中危害较为严重的是通过网络交友来诱导投资赌博类诈骗犯罪。该类犯罪呈现跨境犯罪的趋势,犯罪周期长、组织性强,以社交软件为犯罪载体,精准筛选犯罪对象并具有较高的智能性。目前针对该犯罪的侦查,在跨境侦查,跨境取证,破案时机选定,赃款追缴的问题上存在难点。针对特点和难点,进行对策的探究梳理,应加强全球协作,应用科技打击犯罪,运用大数据进行证据保全以及强化对犯罪产业链的打击,以推动对该类犯罪的侦查和打击。     

占有改定在我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的适用

2007年10月1日,《物权法》正式实施。其中,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集中规定在《物权法》第106条中。由于立法者采用了＂交付＂的表述,对于占有改定在我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适用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均存在争论。本文便以此入手,提出、比较、分析了当前的主流学说：否定论、肯定论、折中说,最后在充分权衡利害得失的基础上,对我国占有改定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的适用提出了相关见解。     

荣辱观之道德原则嬗变的历史时代分析

荣辱观的道德实践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有着不同的存在形态。因此,作为一种道德评价的价值标准,荣辱观之道德原则也发生着否定之否定的嬗变。基于此,文章从荣辱观的道德实践主体的三种不同存在形态:依赖性存在、独立性存在、共生性存在出发,详细地对荣辱观之道德原则的嬗变进行了历时代分析。     

政治交接教育实践活动体会五点

2003年12月,中共广西区委统战部发出《关于在各民主党派成员中系统地开展政治交接教育实践活动的建议》的通知,我会积极响应民革广西区委会关于在全区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中掀起开展政治交接教育实践活动热潮的倡议,市委会领导非常重视该项活动的开展,并就开展政治交接教育实践活动作了具体安排。回顾活动开展三年来,我们有如下的认识和体会:     

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一种建构主义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兴起的过程中，政治动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精英建构起一套新的革命化规范，并力图让乡村农民接受、认可这些规范。由于乡村社会各个群体对于新规范显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共产党依据不同的群体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从而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内化模式，即基于强制的内化、基于利益的内化和基于合法性的内化。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互动中，双方共同建构了“共意”。     

国家利益与抗战胜利前后苏联的“扶蒋非共”政策

抗战胜利前后,为了获取战后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在和美国的妥协和较量中,苏联对华实行了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相呼应的"扶蒋非共"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与美国竞相抢夺在华利益;另一方面既承认国民党政府存在和接收东北的合法性,又限制其接收东北,既贬低和限制中共,又暗中支持其接收东北.这种政策明显暴露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直接影响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总设计师最后的牵挂——邓小平先富共富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先富共富”论,是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所设计的一个大政策,是我们处理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富与共富关系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在发展中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重温邓小平“先富共富”论,可以使我们受到深刻的启示。     

社会转型期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社会学视野

随着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推进,社会秩序结构由“非自愿模式”进一步向“协议模式”转变,国家与家庭的关系由恶性互动逐渐转变为互构共变,农民由滞留农村转为外出务工。从社会学新型理论“社会互构论”的观察和研究视角,对社会转型期国家与家庭这两大行动主体的互构共变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秩序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和解释。     

纪念一二·九运动70周年座谈会召开

2005年12月7日，在一二·九运动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第一研究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联合举办了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为主题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七十周年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