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承租人的安全港义务

租约中一般有所谓“安全港口”和/或“安全泊位”条款,规定承租人指定的港口、泊位或地点,对租约中的特定船只必须是安全的,这就是承租人的安全港义务。不安全港中存在的物理上的和/或政治性的危险,可能造成船舶搁浅、触礁、爆炸、遭没收或被封锁等事故,引起巨大的船货损失、人身伤亡和船期延误。由于目前大多数租约中的安全港条款十     

学生大病最高获2．8万元瓷助

13年前诞生的羊城“金不换”工程．13年后，获得“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创新案例奖”殊荣．一项工程．或者说一项事业．能够坚持这么长久．非常不容易．这一案例说明：加强和改进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必须找准着力点，从一件件实事做起，持之以恒，这样坚持下去．必有所成。     

康有为大同说的“去家界”再考北大核心

“去家”是康有为大同说赖以确立的至为根本者。实际上,主要源自《礼运》的这种祛家主义乃是墨家思想的体现。这意味着,这种祛家主义与以家为本的儒家思想无关,甚至与之完全相反,并且意味着,一种家际的双向交互关系决定了,较之墨家的“上同下不比”和法家的“三顺说”,儒家思想更易通向权责对应的现代民主精神。故不仅五四运动思潮视儒家为“专制主义护符”的思想难以成立,而且自诩为孔子信徒的康有为的“去家求解放”的大同理想,以其尊孔与非孔之间自相矛盾注定是一地地道道的“乌托邦”。     

DNA指纹的个体特异性和细胞稳定性研究

人类基因组的许多高度可变区域能够与小卫星探针杂交,而同时被检测出来,小卫星探针由串联重复的"核心"顺序构成.采用Southern印迹杂交获得的DNA指纹图包含多条高度可变的DNA片段杂交带,这些带主体细胞和生殖细胞中都表现出稳定性,而且安全具有个体特异性.本文用小卫星探针33.15,调查了北京地区的60名无关个体,     

确定准据法的理论评析

确定准据法 ,是冲突规范的基本功能和根本目标。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主要就是确定准据法的理论 ,而确定准据法的理论则是传统国际私法存在的精神基础。从“法则区别说”到“法律关系本座说”再到“最密切联系说”等 ,既标志着国际私法的历史进程 ,也反映着人们探寻确定准据法的原则、规则和方法的思索轨迹。这些理论的宗旨是解释和调和适用外国法与内国国家主权 (或属地优越权 )之间的矛盾。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双方给付型诈骗中财产损失的认定

关于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认定存在个别财产说与整体财产说之争,两种思路在认定双方给付型诈骗案件中结论不一,进而影响对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的界分。法秩序统一原理要求,民法和刑法对于同一法律事实的评价和适用不应有矛盾,在财产损失认定上民法和刑法适用的法律效果不应有冲突。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在个案中首先应认定是否存在民法上的财产损失,其次依据不同观点认定是否存在刑法上的财产损失,最后选择与民法效果不冲突的刑法认定结论,从而实现民法和刑法对于财产损失认定的协调。     

职务侵占罪的法教义学新探——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针对职务侵占罪保护法益的检讨无法解决本罪所面临的在行为类型上的取舍难题,行为类型的争议会延续到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理解之上。从个案判决反映出的司法实践对“综合手段说”的认同,与“单一行为说”所具有的说理优势形成的反差集中体现出刑法解释结论同实务之间的巨大分歧,而这正是由不恰当的司法解释人为制造的法律漏洞。重新提倡“综合手段说”,立足于实质立场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适当修正应是更为可行的解释路径。应重新制定新的司法解释,在数额界定的细节上,职务侵占罪应当参照盗窃罪、诈骗罪而非贪污罪制定数额标准,适当提高入罪数额,升格处罚的数额标准与盗窃罪、诈骗罪保持基本均衡,并综合考虑司法实践中的个案数据。     

武当道教与老子信仰

武当道教是以信仰真武——玄天上帝为主要特征的道教派系。《武当福地总真集》等道书有老子神化到武当山寻访尹喜及老子变为紫元君点化静乐国太子等传说;宋代《太上说真武妙经》称真武神是玄元圣祖护度天人应化之身,是老君变化之身;武当山现存有太上观、太玄观、太常观及上善池、青羊桥等与老子信仰有关的文物遗迹。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     

复合实行行为的着手问题浅析——以新定型说为视点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于复合行为着手的认定上存在着与刑法条文规定相矛盾的问题,既有的刑法理论关于着手认定的诸多观点均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应该用不同于旧定型理论的新定型说来解决这个问题。外国刑法理论和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于解决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若干罪名的着手认定上存在明显的误区。对于我国刑法中的诬告陷害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可以进行立法技术上的简单修改,解决刑法理论与刑法条文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