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证理论的知识论基础和哲学思考

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和非单调性决定了单调的演绎逻辑在法律领域的不适用性。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与其知识论基础的演变和发展有关。作为一种非经典逻辑的法律论证是从狭义的论证图式逻辑（分析哲学传统）走向包括修辞学（解释学传统）在内的广义逻辑过程中兴起的。分析哲学传统和解释学传统融合与相互渗透对立是当代法律论证理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它们共同为法学提供了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难题思维以取代体系思维,也共同反对传统三段论式的涵摄模型,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正是基于这种融合主义的知识论立场。     

马克思哲学的三种形态及其当代性

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内容和本质仍然存在着争议。实际上，在马克思本人那里，其哲学思想主要呈现为三种形态，即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和大众形态。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三种形态，推动这三种形态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     

追求无害甚至多赢的正义

恢复性司法是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场方兴未艾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它在日本被称作“修复性司法”。“恢复”也好，“修复”也罢，其实都是为了表示一种与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相区别的理念：传统的刑事司法主要还是报应刑，只一味地强调打击和惩罚犯罪人，没有关注被害人和社区的利益，     

论广告语言中隐喻的认知性

隐喻作为一种最常用的修辞手段在广告语言中被广为使用,因此大多数的学者对于广告语言中隐喻的研究仅停留在修辞学的基础上。然而,认知科学的发展对隐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现象,它从根本上讲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广告人正是通过隐喻这个载体将产品的信息更有效地传递给了消费者,从而达到促进营销的目的。本文在前人隐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深入探讨隐喻的认知性在广告语言中的作用及其对营销策略的影响。     

权利平等保护的几个理论问题

权利平等保护问题是伴随中国法治化进程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样态，尤其在一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其表现更为突出。探讨这一问题，首先就要关注权利主体在现实社会中其权利有没有得到平等保护，就要从平等观念的起源进行探究。但平等并不意味着平均，平等并不意味着无差别。     

高等学校大学生校内申诉制度研究（上）

诉讼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手段,在解决大学生与高等学校法律争议方面,仍暴露其不足:诉讼成本过高、遭遇学术自由对司法审查的限制等。故诉讼未必是大学生权利救济的首选或最佳选择(但一定是最后的选择)。而高等学校的校内申诉机制则有成本低廉、更符合行为者的文化心理特征、利于学校内部监控与纠错、尊重大学自主权的优势,故宜将其作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不过也必须认识到校内申诉机制自身存在若干缺陷,有诸多亟待完善之处。文章通过比较分析域外国家或地区的校内申诉制度,提出借鉴、吸取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高等学校的校内申诉制度,从而充分发挥校内申诉的作用,以有效地解决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并实现对学生权利的救济。     

对刑事审判权制约的思考

刑事审判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威。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刑事审判权的滥用则会导致司法专横。在强调司法独立或称审判独立的同时，应同样重视对刑事审判权的制约，以保证审判权行使的最高理念─公正。在刑事审判实践过程中，独立与制约呈现出此消彼长的二律悖反关系，应当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同时，行使刑事审判权的主体─法官是具体的人，是理性因素人格特征的载体。对法官行使审判权同样应有制约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审判主体都作了严格的规范和制约。从权利与权力的角度分析，刑事审判权力同样应受对权利的保障的制约。     

公共精神的价值与培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张个人权利、自我利益意识觉醒,由此,"个人"日益地鲜明起来,而"公共"却在逐渐地黯淡."公共"在人的头脑中似乎模糊不清,模棱两可,诸如公共物品、公共利益、公共精神也似乎太理想化或者太浪漫,因此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然而,过于看重私人地位和私人生活,必会有脱离公共生活的危险;过分主张个人权利所导致的结果便是丧失了公共责任感,如此,何来信念和能力来提供人类所需的公共服务、促进基层经济发展、消除疾病、缓解贫困、遏制环境退化,达到全人类的幸福这一最高的善呢?由此可见,关注公共精神价值与功能,探索公共精神培育途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著作权质押的几个问题探析

著作权质押是著作权利用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以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为标的而设定的质押。西方发达国家的著作权法大都对著作权质押做了详细的规定。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国内外著作权交易的发展,著作权质押会在实践     

县长应诉的意义

2004年7月16日,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告官”案。与以往不同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不是被告代理人,而是海安县县长章树山。这是今年2月该县县政府接受司法建议,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参加行政诉讼制度化,并列入目标考核后发生的政府首长出庭应诉的一件新事。这种尊重法律、尊重群众诉讼权利的做法,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好评,笔者也为之叫好!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是行政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