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权利及其保护途径分析

在税收体系中,纳税人是承担税务主体。不仅是义务主体,更是税收所应该惠及的权利主体。虽然近些年,通过一系列法规的颁布实施,依法治税、依法行政的推行,加强纳税人的权利保护,但是不能否认、不能回避的是对纳税主体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征税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纳税人诉讼的资格和范围受到限制,税法碎片化、缺乏稳定性。针对这些问题应当通过立法适当限制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拓宽纳税人的诉讼渠道;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完善税务代理机制。如果能将这些措施落到实处,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快税收法治化的建设,也必将促进我国整体的法治建设。     

性侵案被害人人身取证的主体探讨

性侵案中女性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伤害,为了保护女性,固定证据,打击犯罪,对被害人进行人身取证十分重要。取证涉及女性身体的隐私部位,不同的取证主体对女性的心理健康及证据固定的成效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分别对公安法医、妇科医生、性侵犯护士检查员（Sexual Assault Nurse Examiners,SANE）三种取证主体的优劣势进行探讨。公安法医取证具有专业性强、快速响应、精准提取DNA检出时效快的优势,但容易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增加警力负担,且取证存在局限性。妇科医生具有丰富的妇科检查经验,能依托医院设备深入检查,减少二次伤害,但存在耗费时间长、取证欠全面、偶尔不配合取证、部分提取物证的载体不能满足鉴定需求等劣势。SANE取证有对口性、全面性、中立性和治疗性的优势,但在国内暂时难以全面推广。三种取证主体各有优劣势,可取长补短,相互结合。     

薄层螺旋CT扫描在肋骨骨折法医学鉴定中的应用分析

目的 明确薄层螺旋CT扫描及其图像后处理功能对肋骨骨折的诊断价值.方法 取2018年在本鉴定所进行肋骨骨折摄片复查的被鉴定人为研究对象,年龄为41～80岁,共计125例,所有对象均在本鉴定所进行薄层螺旋CT扫描,根据现场CT影像学检查进行图像后处理并作出诊断,采用卡方检验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本所复查的案例中,64...     

授权资本制中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建构与行使

《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对授权资本制下不当发行的规制有所不足,后续修订应强化股份发行的事前规制。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是股东的保护性请求权,基于减少代理成本、禁令救济经济效率、股东权利的合同理论以及少数股东保护等正当性基础,应当在《公司法》中增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规制不当发行需兼顾公司融资与股东权利保护这两项价值,股东行使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需满足不当发行与股东遭受损害两要件,同时应规定股份发行之前董事的通知义务,尤其当特定认购人可能取得公司控制权时,董事会应事前向股东通知认购人的信息。《公司法》通过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事前规制不当发行,有助于强化授权资本制的体系效应与法律确定性。     

证据法的基本权利保障取向

证据法的理性主义传统,既要求通过理性证明的方式去查明事实真相,而非诉诸神明和暴力;又不以追求真相为最高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实现正义的手段.这种理性传统,决定了法治国家证据制度具有求真、求善的双重功能,并将公正奉为首要价值,从而奠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和证据制度建设正在经历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权...     

论事实解释——对事实认定中一种潜在机制的哲学分析

存在原本就存在解释,事实的认定离不开事实的解释。解释事实的前提是理解事实,理解事实需要具备理解的要件——前见。事实应作为解释的客体对象的同时又限定了解释的视角。规则留出的种种空白必然经法官予以填补,法官也借助于这些空间张显出对事实的个性化评判。解释不是一种事实的原本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行为,一种个性化的建构事实"血肉"的行为。实现忠实于事实的要求有两个困难:一是究竟有没有"原事实"会形成不同的解释;二是对"原事实"的识别不能离开现实的因素。事实解释应受约束于各种可能性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确保了解释符合事实的理性方向。     

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实证研究——以2019—2022年102例信息公开案件为样本

随着社会生活日益网络化,网络性侵儿童犯罪态势愈发严重,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引入权威网站公开发布的2019—2022年102例网络性侵儿童犯罪典型案件,全面梳理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类型和特征,深入剖析犯罪脚本和罪因机理,积极探寻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治理之策。应完善相关立法,丰富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惩罚措施,提升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惩罚力度和效率,使犯罪人不敢犯;加强儿童及其监护人的被害预防意识和能力,完善多主体协同机制,使犯罪人不能犯;强化犯罪前的法治教育,优化犯罪后的矫正教育,使犯罪人不想再犯。     

智能社会中的法治与人的尊严

未来法治的命运如何?现代法治深陷智能科技带来的未有之大变局。历史上法治曾面临多种危机,但智能科技将导致更为深刻的尊严危机——从根本上法治是否可能丧失保障人的尊严的基本能力?如果智能科技导致法治与人的尊严脱钩,我们是否还需要法治?我们是否还能守护人的尊严?不论是作为个人的内在价值还是个人自我发展的责任原则,个人尊严都是现代法律的最高价值。现代法律以权利和自由作为基本“语法”,通过法治这套“算法”,实现法律保护人的尊严的承诺。但是,一方面,权利可能被智能科技“架空”,无法成为个人内在价值的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智能科技可能使人陷入自主性危机,难以成为法律上期许的自由意志主体。智能科技的降临促使我们反思现代社会过度强调的以智性为单向度的个人尊严观,探索一种超越法律文明秩序的多维度文明秩序。     

消失中的积极释明

释明制度近期遭遇了严重危机,因为两个重要的积极释明规范在修订《证据规定》和《借贷纠纷规定》时被废弃了。释明是法官的职权行为,就此而言,两次修法的方向迥异：前者削弱了法官的职权,是一种退却;后者则强化了法官的职权,是一种超越。前者有削弱法官维护实质正义的能力,背离保护权利的法定任务等问题,而且新条文无意义或无从实施。此修法主要源自对法官中立与平等原则的错误理解,以及缺乏对预备合并或选择合并的了解并误以为存在无解的实务难题。后者从保护权利等角度看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向诉的追加方向释明同样可保护权利并避免再诉,所以此修法欠缺必要性,也欠缺法的统一适用方面的考量。消除危机的路径是修正式回归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