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法的公平价值

文章从税收法治的内涵入手，分析了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从法源角度对税法公平价值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阐述，并就税收功能的发展对税法公平价值内涵的影响作了有益地探讨，提出了实现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税收立法、执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     

行政听证权的法律实现机制

行政听政权的实现是国家行政权力公正行使的程序保障,是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我国行政听证权法律实现机制在听证的适用范围、听证的直接参与机制和听证程序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完善的对策在于: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重构行政听证的直接参与机制;健全行政听证的相关程序。     

也谈普通债权质权——兼对无名《关于收费权质押担保公证的再思考》一文的答复

本人<一起收费权质押担保公证的办理及其思考>一文在<中国公证>2003年第5期发表后,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其中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无名同志于2004年6月在<中国公证>第6期上撰写的<关于收费权质押担保公证的再思考>(以下简称再思考)一文就对收费权质押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权利质押公证在我国开展的时间不长,但极具发展潜力.     

中国财政法治化创新的法哲学解析

以财政法治化为制度目标 ,根据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管程度 ,中国财政制度理论类型可分为“计划类型”、“管理类型”、“服务类型”三类。由于政府在财政理论中的主线作用 ,中国财政法治化创新将引发“社会公共需要的制度化满足”、“权力制衡秩序的完善”、“有限政府理念的确立”、“国家责任机制的启动”、“弱势群体利益的制度化保障”、“区域财政资源不济的公平性协调”等法哲学问题。财政法治化创新体现了“权利本位”的法律精神 ,公共财政制度内涵应是对“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化确认。     

让未成年人看见正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加强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思考

我国已陆续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下简称“两法”），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也各自制定了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办案规则和审案规定，但未成年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还是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本文试结合笔者的办案体会提出一些设想，以期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穿越迷雾的“知情权利”

复杂的医学，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矗起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墙。长久以来，医生说什么患者就得听什么，形成绝对的权力。医院与患者，权力与权利的交锋。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隐私权的保护

隐私道德基础的关键是控制有关自己信息的权利。而恰恰是这种权力在数字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处于最危险的境地。从这一起点出发 ,我们可以把原有的只具有消极权利特征的隐私权设计为具有积极权利特征的隐私权 ,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再仅依靠侵权法的事后救济 ,而应赋予当事人将个人信息视为个人财富而与欲获取信息者进行谈判的能力。     

论义务及其与权利的本质关系

界定法律义务不能孤立地就义务谈义务,而要从权利与义务的整个关系链条、从法的整体上去把握。法律义务是一种法定约束;权利一经法定,就是对权利的范围与自由度做出规限,即隐含着不得超越界限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的统一体,这同说“权利义务是统一的”的命题有所区别。后者只是说明二者自身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前一命题则突出权利与义务是法和法律的整体构成上的两个必具元素,舍一不可。就法的本体而言,不能单纯以权利或义务为本位,权利义务都属于法的本质范畴,它们之间是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的关系。     

多数决策原则的困境与救济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为古老的决策规则,一直作用于人类的政治文明。近代以来,人们在民主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多数原则同样具有内在的缺陷而会陷入实行的困境。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实践可以使多数决策原则得到救济而走出困境: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完善宪法规则体系;合理配置政治资源,消除“多数”与“少数”的累积性不平等;构建开放的政治决策体制,形塑协商民主的政治决策模式,营造妥协-宽容的政治文化氛围,促进“多数”与“少数”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