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于共享经济"软基础"的信用监管

信誉、信任和信用构成了共享经济运行结构中的"软基础",成为了消费者判断共享经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要素。共享经济的"软基础"关系到这一新经济业态的形成、运行和发展。在我国,"包容审慎"的监管策略促进了共享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共享经济的信用监管通过信用评估对其相关主体的未来行动能力进行判断,具有稳定、连续、可量化的特性,有助于巩固共享经济的"软基础",稳定共享经济的信用水平,能有效消除共享经济的监管歧视,还是多元主体开展合作监管的抓手,因此信用监管与共享经济有很好的契合性。为了提升共享经济的监管效能,要加强对信用监管顶层制度的设计,推广信用监管工程,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信用信息的共享壁垒,净化信用信息数据。     

权力平衡与刑事诉讼法的完善（三）

三、实现国家权力主体之间建立有效制衡机制的根本性转变在刑事诉讼法的篇章结构中,总则加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内容占了一多半,审判和执行只占一少半。除了前述总则编中存在国家权力本位主义思想外,在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审判和执行程序中,国家各执法、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及相互制约机制不够科学合理,其中又缺乏律师作为社会权力的监督制约,导致在刑事案件中,有钱有势的犯罪嫌疑人一遇刑事追究即拉关系、找出路,希望获取不正当的免除、减轻刑罚的利益,而那些无钱无势的人可能因权力缺乏制约而蒙受非法的刑事处罚,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分…     

法伦理学诞生的现实基础与时代机缘

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法学与伦理学的嫁接将产生一门新的法学一法伦理学,我们说建立我国的法伦理学,并不是特意去标新立异,确实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时代所迫切需要。时代的发展使得法律成为法律,而不是道德与政治的附庸,这是法伦理学诞生的前提条件;现代法制的发展使得法律与道德相脱节并且产生“道德滑坡”,这是法伦理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法律与道德的平衡发展,“德治”与“法治”的同时并举,是法伦理学产生的理论基础与时代机缘;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与相交,产生了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地带”并形成了“共振效应”,从此,法伦理学最终诞生。     

教师的非权力影响力

教师的非权力影响力 ,指教师不是通过硬性要求和强制指令来达到教育教学目的 ,而是由教师自身的品格、学识、涵养等因素而产生的影响力 ,是由教师凭借自身内在的力量促使学生自觉完成学习任务     

“人大监督”归位渐进思路

监督法的制定出台，在人大的制度创新和权力细化、规范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     

行使议案权 为民代真言——记辽阳市白塔区人大代表刘玉芬

刘玉芬是辽阳市白塔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她十分珍惜代表的议案权和建议权，充分利用这一人民赋予的权力，为百姓办实事。     

知荣明耻 服务人民

“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新形势下继承中华美德,发扬革命传统,弘扬时代精神的战略任务;是确立我国改革转型期的主导价值观:是统一思想,凝聚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力量;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领导干部怎样做到服务人民,而不背离人民:领导干部在权力运用,工作决策的过程中有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在权力的运用时,不能为官与民争利,要“慎权”,“慎欲”;领导干部要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且勿独断专行;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修养,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强化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被滥用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是十分必要的,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结合十六大关于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有关精神,针对目前公共权力运行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采取措施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必要性。     

“两个基础”和党的统一战线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江泽民同志关于党的“两个基础”的论述,说明党的先进性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