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质疑现代性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借鉴作用

现代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体制、文化状况的统称.质疑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质疑,主要有:以"微观权力论"质疑批判了西方所谓的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工具理性"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以"非中心化"思想,质疑现代化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诸如,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同时表达了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关注.这些质疑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启迪是:首先要明确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生产力发展,才能避免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从产生异化的原因入手,创造条件防止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拒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正确认识、处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求得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贪腐夫妻档

从十余年前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夫妻、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夫妻,到近年的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夫妻、山西省委原常委杜善学夫妻,再到最近落马的河南张锦同与赵海燕夫妻,这些同在体制内的'贪腐夫妻档'不胜枚举。他们一方或隐身幕后,或设置中间环节,'左手转右手',巧取豪夺;或夫妻联手,权力相互利用等形式,实现权力变现,套取巨额利益。显然,这已经不仅是某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必须被重视起来的腐败形态。     

法律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我国的监督体系是一个对权力进行多角度监督制约的有机统一体。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对法律的执行和适用情况进行的有法定效力的监察、督促工作,其本质属性是权力制约。检察机关的宪政地位决定了法律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在监督体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对立法权限度的法理思考——专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它们集中表现为:一是两者的立法权都处于不受约束的地位;二是两者立法权行使的范围相互矛盾和冲突,给法律的实施带来许多的困惑。而建立合理、有效的立法体制,完善权力监督机制,是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建设必须思考的问题。     

公司权力的归属

从我国公司法文本看,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各有自己的专属权力,采取的是职权法定主义,并不是通说所主张的股东会中心主义.职权法定主义造成司法实践的诸多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回归到问题的原点——公司权力的归属.鉴于公司治理规制的复杂性,应采取"常态+"的坐标理论进行立法.公司权力归属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常态,是公司法的心脏...     

党代会常任制的党内权力架构初探

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必须坚持合法性和有效性相统一的原则、逻辑一致原则、职能划分原则、整体推进原则,通过完善选举制度,设立党代会常设机构,理顺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之间的关系,调整党代会、党委、纪委之间的关系来科学建构党内权力构架。     

道义制衡观念的背景转换与现代应用

政治权力的制约是政治思想史上众多先哲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对于如何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古代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家们有了本质的分歧: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根据"道高于君"的原则,采用道义制衡君主的绝对至上的政治权力,这种制衡的作用是或然性的,因而它从未根本的发挥过作用。从本质上说,道义制衡并不能真正对政治权力产生强制的约束力,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条件下,可以对政治产生积极的协调和软制约作用。本文将尝试着论证当代中国政治权力制约的双重思路,并对传统制衡观念内容的转换和现代应用提出一些管见。     

宪政法治文明的基本内涵

本文从公民权利的保障与限制、政府权力的限制与保护、民主共和的混合与均衡以及法治的实质与程序四个角度阐述了对宪政法治文明内涵的新理解。     

行政伦理责任——制约行政腐败的有效途径

腐败现象严重困扰着社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行政腐败滋生蔓延的原因及其危害,治理腐败不仅要从体制入手,还要加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责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