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追究乱发“红头文件”者责任

以“红头文件”制造行政上的“霸王条款”。集中暴露了某些政府部门“权大于法”的意识。这些借“红头文件”为自己增加设定权力的部门．还是简单地将自己的职责认定为“管理”．进而将“管理”认定为“处罚”，甚而至于将“处罚”认定为是罚款，将罚没收入与部门利益挂起钩来。于是，本不该处罚的行为，偏要处罚；     

执政党建设的政治学问题

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因此，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权力结构，所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都建立在这三者关系基础之上，所有的政治功能都围绕这三者关系展开。可以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及其功能的每一项重大变化都是在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基础上发生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表明，随着党的角色与功能的改变，党权领导政权的方式、党权实现民权的方式必然会作出相应的调整。在新的形势下，围绕着党权、政权与民权关系而进行的各项改革将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大命题。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种，是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的问责制．也即所谓的“同体问责”。行政问责制的客体是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效克服了权力机关等外部组织问责时往往只针对有关机构及其行政负责人问责的局限。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对于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主动提高决策和执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普京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轨迹

普京执政6年多来，根据形势需要，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执政之初，他建立以垂直权力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别斯兰人质事件后，他又进行危机应对管理体系的政治体制改革。“颜色革命”后，又进行了以完善法律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政治体制改革为稳定俄罗斯政局并为振兴俄罗斯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但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仍面临许多问题，任重而道远。     

积极探索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途径

从整体看，文化体制改革处于“龙头滞、龙尾活”的局面，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利益调整导致改革的自我性、主动性差。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来说，就是对文化管理权以及掌握这些权力的具体人员参与财富分配的方式进行变革。这就决定了文化体制改革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从下而上推动是不可行的。二是改革模式仍是局限于事业体制。     

公司契约理论研究

公司虽然是一种企业组织 ,但是公司并非仅仅是一种法人格 ,它实际上是公司股东之间的一种契约 ,此种契约像一般民事契约一样是股东意思表示的合意 ,一旦具备契约的构成要件即对公司和公司股东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这就是公司契约理论。公司契约理论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 ,将为我国公司的自由设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根据。我国公司法完全有必要采取该种理论。     

规范执政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在我国,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党的执政权力与人大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也是一个需要在宪法原则精神指引下认真探索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坚持和完善人大制度,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必须从现阶段的国情和实际出发,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完善人大制度、发挥人大作用的关系。　　一、党在政治上领导人大, 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优势和特色　　…     

民间法视野中的村规民约——以河北省某村的民间调查为个案

村规民约对农村的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在想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村规民约都起到了维护农村规则之治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村委会制度和村民自治的完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村规民约。从制定法的角度来看,村规民约并不属于正统的国家法律体系,只能归入民间法的体系中。在民间法的体系下,村规民约有着其特殊的构成、性质和作用。     

行政补贴特性探讨

行政补贴实务中的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对补贴的定性不准,而目前理论界对此缺乏系统的分析。本文结合WTO中的《SCM协定》的相关规定,探讨了行政补贴的法律性质。在公法行为、私法行为或“两阶段”方面,行政补贴属于公法行为且为“一阶段”的行政行为;在授益行为或负担行为方面,行政补贴具有授益和负担两个方面的特性且部分具有第三人效力;在羁束行为或裁量行为方面,行政补贴一般为羁束行为,部分补贴则为裁量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