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与自我身份认同

数字化生存时代为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三种历史语境,即自我身份认同关系的数字化语境、自我身份认同评价的数字化语境、自我身份认同实践的数字化语境。自我身份认同形成了独特的"游戏规则",信息构成了自我出场的路径、对话交流的平台以及身份认同的机制。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自我身份认同的生成逻辑体现出了在场与缺场、业缘与网缘、现实与虚拟"二元交融"的特征。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优化土地利用 促进乡村发展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通过村庄整治、土地整理等方式节余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发展乡村产业项目”、“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安排不少于10%的建设用地指标,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通过入股、租用等方式直接用于发展乡村产业”等政策要求,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为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     

富驰家园:小康生活新样态

改善苏北农民住房条件,是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牛鼻子"工程。江苏省委明确提出,决不能让群众住着危房"被小康"。新沂市瓦窑镇付庄、池庄为大山村的两个自然村,地理位置偏僻,村民主要以种植酥梨、水稻和外出务工为生,人居年收入3000元左右,村集体收入更是常年为零。由于村民居住条件相对较差,群众对于整体村庄搬迁有迫切愿望。2019年,瓦窑镇将付庄、池庄群众整体搬迁至富驰家园,社区占地108亩,建筑总面积32767平方米,实现312户搬迁安置。     

劳动关系视角下的网约用工纠纷研究

近年来,网络平台与网约工的劳动纠纷开始显现在司法实务中。面对类似纠纷,法院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尽管网约用工打破了过去"单一企业对应单一员工"的劳动关系模式,但根据现行法律,仅凭合作协议难以认定网络平台与网约工存在劳动关系。一方面应当区分网约工与网络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网络平台与其它企业进行合作、网络平台直接与网约工签订合作协议三种形式,另一方面应当在司法实践中对"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受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进行统一规范解释。最后应当在司法经验基础上根据"互联网+"背景下共享经济的特点完善劳动法。     

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关系及其治理逻辑

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两级组织由于制度性权力的弱化以及财政的困难,乡村关系在形式上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但是由于"压力型体制"的存在,乡镇政权仍然能够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手段直接或间接支配村级组织,税费改革前形成的事实上的乡村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由于乡村关系的不畅,对村庄治理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小村庄”的变迁

西宁市北山根离我家住地不远,夏日的黄昏、节假日的早晨。我常去散步,有时还顺坡登上半山腰,凝神远眺西宁这座古老而又焕发着青春活力的城市。     

平台异化还是因债致罪？——P2P网贷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裁判文本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83份P2P网贷平台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平台异化模式的定性分析和平台负债情况的定量分析以及与刑事责任程度的交叉分析,文章认为,平台异化是P2P网贷平台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基础性因素,负债规模、存款人人数和无法清偿的数额等三个因素都对刑事责任的程度产生影响。而且相比之下,无法清偿的数额对刑事责任影响的程度最为显著。实际上对P2P网贷平台追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责任是因为网贷平台无法清偿举债数额巨大,即因债致罪。这种因债致罪的司法行为逻辑,可以从司法者作为“清场者”的功能定位和对社会秩序的价值追求来解释其合理性,但是从多元价值权衡和刑事民事分离的角度分析,其又是不合理的。     

大城市网约车政策差异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网约车的发展一方面为乘客的交通出行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安全隐患。为了对网约车进行规制,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通过对全国18个大城市网约车政策的比较分析,得出各地网约车政策差异化显著,主要受到现有交通资源供需、城市拥堵程度、城市失业率、政府认知、相关利益群体强弱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提出网约车监管政策创新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