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党委书记的素质建设与管理风格养成

国有企业党委书记的素质关系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单位的贯彻、落实和实施。一名优秀称职的党委书记应在境界、能力、态度、绩效、关键时刻的表现、抓班子带队伍的能力等六方面不断熔炼和提升个人素质,形成紧扣中心工作、务实重效、可计量与可度量、形成合力、形成"品牌"的管理风格,以最佳的状态履职尽责,引领企业的发展。     

“再工业化”不是“工业化”

现代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是把握投入要素的转换,提高投入要素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美国的＂再工业化＂,还是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都要通过提高服务投入率来增强各产业的产出能力和竞争力。     

立体构成教学的思考

立体构成是研究三维空间形态塑造的基本要素、规律、培养空间形态塑造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门课程。立体构成虽然已经成为艺术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但在立体构成的教学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为此本人做了几点思考,认为立体构成教学的关键是如何把平面构成及色彩构成的知识运用好即衔接;如何学会观察欣赏即积累素材;如何在设计中运用好材料、掌握好空间概念及培养创新观念。     

对沈阳经济区的系统理论分析

本文运用系统科学理论进行辩证思考,为沈阳经济区战略构想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以沈阳市为中心区,与周边七个城市形成城市带,打造现代城市经济群,带动县级城镇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进而辐射东北地区及东北亚地区,这是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战略构想。     

交易效率、要素积累与技术进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成因与解释

利用面板数据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表明,交易效率、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交易效率改进的速度和对经济增长作用效果的差异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共同过失犯罪的立法思考

我国刑法没有将共同过失犯罪的各行为人以共犯处罚的规定,导致定罪量刑偏轻,大大放纵了犯罪分子。关于共同过失犯罪,域外有三种立法模式:积极明确共同过失犯罪、消极承认共同过失犯罪、全面否定共同过失犯罪。我国应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加强共同过失犯罪立法,以保护法益,解决共同过失犯罪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促进人权保障和社会防卫的有机统一。我国刑法应当在肯定共同过失犯罪的基础上将其限定为共同过失正犯,即共同过失实行犯,立法上需要解决共同过失犯罪的界定及成立条件、成立范围、刑事责任分配、处罚原则等问题,可以修改刑法第25条第2款,明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颁布的《解释》第5条和第7条。     

党员讲奉献的要素分析及提升途径

无私奉献是共产党员先进性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要求。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党员需要的满足程度、党员角色意识的清晰定位以及教育和实践载体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党员讲奉献的重要制约因素。从内在机制来看,党员讲奉献可以划分为奉献精神的内化、奉献行为的外化、奉献结果的反馈三个阶段,分别体现出三种"心理-行为"机制的作用,即内化阶段的教育认同机制、外化阶段的"需要—动机动力"机制和反馈阶段的情感体验机制。提高党员讲奉献意识要注重加强党性教育,增强理论认同;尊重主体地位,激发角色意识;创新实践载体,抓好榜样激励。     

论德国青少年构罪制度体系与司法规制机制

在刑法现代学派理念浸淫下,德国立法机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创立与发展了独立的青少年构罪制度体系。基于该体系视角,青少年犯罪被视为由教育缺陷引发的社会现象,因此"教育优先于刑罚"成为青少年构罪标准的主旨。在制度构成层面,行为构成要件、过错性标准、有责性标准组成德国青少年构罪标准三大支柱。德国法学界与实务界借鉴青少年生理学、心理学等科学研究成果,细化与解析了三大支柱的内容。在青少年构罪标准厘定罪与非罪界限的前提下,构罪司法规制机制为规制青少年犯罪行为明晰规定了独特司法机关与多元应对方式,从而为矫正与预防青少年犯罪行为提供程序性保障。     

浅论乌鲁木齐市人事考试结构化面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结构化面试在乌鲁木齐市人事考试中广泛采用,是乌鲁木齐市人员选拔录用的一种有效方式。但随着这种方法的广泛应用,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乌鲁木齐市人员选拔录用的质量。结构化面试的关键是进行科学的岗位分析,在岗位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测评要素,围绕测评要素设计面试题目,完善与测评要素相配套的面试评价表。     

阿尔夫·罗斯的权能概念

丹麦法哲学家阿尔夫·罗斯认为,权能乃是一种在法律上得到证立的,通过并依据对相关效果的宣示,从而创制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效果)的能力。就此而言,权能在本性上具有可能性、规范性、处分性、表示性;权能规范属于构成性规则;权能的理由是基于私人以及公共领域的自治。但富有争议的是,根据以其命名的"罗斯化约定理",所有其他规范性概念都能够被化约为义务概念;又由于权能规范规定了创制义务规范的程序,并使得主体负有义务根据该义务规范而行动,因而权能规范也可被化约为义务规范。然而,通过否定化、关系化、潜能化三项逻辑运算可以得出,虽然权能蕴含着潜在的义务,但是反之并不成立。义务不仅能通过权能的行使,也能通过其他行为,譬如不法或犯罪行为,得到证立。布列金由此认为,罗斯在后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化约主义立场。但是,权能规范仍然可以被理解为合秩序性创制的行为规范之行为规范,具有元规则地位;只不过创制行为所体现的私人以及公共自治具有不可化约性。在此意义上,罗斯化约定理的核心部分仍然是真实的,他关于权能的立场也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