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视点

有制约才有真话宫秀川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认为,说真话是我党在各个时期都积极倡导的,对于党和人民之利是尽人皆知的,为何我们一直提倡说真话,而假话还是很有市场?因为说假话安全,说好话圆满,多说一些恭维的话、阿谀的话、吹捧的话,不仅可以给某些领导带来一份好心情,说假话者也可能因此得到一份好回报,因此假话成了一种无成本的投入和廉价的贿赂。而这背后更重要的是,有人愿意听假话,有听假话的需求,假话自然就有市场。假话的需求从何而来?大多是来自于大权在握的领导者。只要领导高     

“抓落实”的思想前提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以务实亲民的工作作风带领全国人民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而"抓落实"则体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鲜明的执政风格。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指出了"抓落实"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关于"各级党委办公厅(室)更好发挥基本职能作用"的重要批示中,再次强调"抓落实"对全党工作的重要意义。作为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我们在对习近平总书记上述批示精神     

浅议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

随着国家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现代行政职能和任务的日益深入发展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逐步提高,作为国家赔偿核心的行政赔偿范围日益具体和细化,并逐步扩大。我国《国家赔偿法》虽对行政赔偿范围进行了规定,但赔偿范围仍然较小。对于实践中存在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等行为,《国家赔偿法》皆未有系统明确的规定。从实践中看,行政不作为作为最严重的行政侵权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因此国家赔偿法将行政不作为明确纳入赔偿范围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     

我与团场共奋进

<正>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二二一团人。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姥姥家院里的老杏树,门前那条长长的泥土路,在凉棚下唠嗑的爷爷奶奶,放学后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一排排土灰色的老窑洞,破损老旧的篮球场,这一幅幅画面构成了我人生最初的记忆,这是我童年的记忆,这是我记忆中的二二一团。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没有霓虹闪烁,没有繁华闹市,这里只有:春天,狂风呼啸,漫天飞舞的黄沙铺天盖地,呛得人无法呼吸;夏天,四十七八度的高温,晒蔫了草木,烤干了大地,就像要把人晒     

契约精神

正是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天分和财富是不平等的。但是,可以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取而代之,让在最初状态不平等的个人在社会规范和法律权利上拥有完全的平等。与美国总统陵墓为邻的孩童坟墓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墓碑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男孩不幸坠崖     

北京大兴:一家民营企业的另类“北漂史”

2003年,28岁的湖北人张金凤来到北京.打拼13年后,她和家人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团河南村拥有了一家木地板生产企业,她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然而,就在2016年7月1日,这个“第二故乡”却让张金凤“很受伤”——20多名文身男青年冲进张金凤所在的北京木光生辉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光生辉公司)的工厂进行打砸,导致张金凤及公司员工受伤.法律专家指出,20多名男青年冲进工厂打砸财物、打伤人员,已涉嫌构成多项犯罪.     

充分发挥政协在推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正今年3月,盱眙县政协九届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县政协常委会。新的政协领导班子,新的委员构成,以及面临的新的发展形势,都对县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们要紧紧依靠县政协一班人的精诚团结和集体智慧,紧紧依靠全体政协委员、各界人士的支持配合与共同努力,把历届政协的好传统、好作风、好经验继承好、坚持好、发扬好,尽     

司法公信力研究

司法公信力问题这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和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司法活动的非常态性、专业性和对决性决定了司法公信力的天生脆弱性,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我国司法公信力得到增强,但目前司法公信力不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司法审判不独立、法官素质不高、个案出错、执行不力等问题困扰着我国的司法界。提高司法公信力,必须创新法官机制、树立司法权威、不断提升法官的执业素质并从全社会深入推进公众的法律认知,力争使我国司法公信力步入良性的上升轨道。     

试论我国重大误解制度

我国民事法律对重大误解的规定十分粗陋、笼统,难以应对我国司法实践中众多的重大误解案例。因此,需要从我国重大误解的制度现状出发,包括重大误解的含义、重大误解的构成、重大误解的法律适用情况,为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与突破寻求解决之路。     

论法学通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法学通说是法学研究的产物，是学术思想的凝结，也常常应用于司法实践。裁判文书中，通说既表现为理论通说，也包含了司法判例等实践通说。经验观察表明，当事人与法官都会应用通说，通说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具有作用。在法律适用环节，通说有助于法律规范的选择、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衔接并提高裁判结论的说服力。疑难案件是通说应用的主要场域。法学通说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法的渊源，而是一种裁判理由，通说司法应用的本质是一个裁判说理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说不发挥实质论证效力、法官不对当事人援引通说进行回应以及不同主体对通说的差异化应用等问题。未来需要对通说的援引条件和援引程序加以规制，论证义务是对法官主动应用通说的实质要求。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法官以通说说理需要平衡当事人、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公众不同需求，以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