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抽象危险犯中对间接危险的实质化审查

立法上，抽象危险犯在条文中未坚持“行为+结果”的固有表述路径，而仅呈现出“行为”类型的特征。此举易导致理论上对抽象危险犯的阐释倾向于采取形式说，仅要求身体动静即可而不要求有侵害结果，也导致司法上对抽象危险的制裁呈现非理性的一面。但所有的犯罪实际上均要求某种“结果”,只是抽象危险犯中要求的结果在于对外界造成影响的“外界变动”。重新审视抽象危险犯的性质和构造，需对抽象危险予以实质化审查，即借助构成要件的各要素，结合当时的各种事实情况，以生活经验法则间接地对现实中的危险实施三维立体的审查。而由于抽象危险犯动态的危险构造，实践中需对各类抽象危险确立不同的犯罪化门槛，从而保持维护安全和保障自由两大利益间的平衡。     

原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的新探索——基于混合经济结构优化视角的考察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市场社会主义改革遭遇重大挫折,东西方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从所有制结构这一根本因素入手进行研究是理解这些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的关键,为此我们构造了一个混合经济结构的演进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苏东与中越等转型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路径出现巨大分化的原因.     

浅议侦查构造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学者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从技术层面来分析侦查制度。一些学者试图从构造的角度对侦查程序展开研究,但未能对主要国家和我国的侦查程序的现实构造进行实证的探讨,因而得出的观点难免牵强附会。本文拟对侦查程序构造的传统理论和主要法系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考察,探求侦查程序构造的一般规律,并对我国侦查程序构造方面的改革与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日本“下流社会”何去何从

一个贫困蔓延的"格差社会",作为小泉"构造改革"的负面遗产,不仅受到国民的批判,且必将在后续政权中被加以纠正。     

论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再平衡

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构造中控诉、辩护、裁判职能运行状况的分析,指出刑事诉讼构造中各项权力之间强弱悬殊且缺乏制约,控辩审三角结构明显失衡,故提出应按照对等、公开、参与的原则重新进行分权与制衡。具体包括公诉权与刑事裁量权的再平衡、辩护权与侦查权的再平衡、辩护权与裁判权的再平衡。也即制约侦查权和刑事裁量权,强化辩护权,提升刑事诉讼构造主体参与诉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控辩审三者之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     

外观主义论纲

目次一、外观主义的法律理念二、外观主义的法律构造三、外观主义的类型结语:兼论外观主义的前景外观主义,亦称表见责任,指以交易当事人行为的外观为准认定其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比较法上,法国学者克洛德.商波在其所著的《商法》中     

缘何余震也难以预报

在2007年的会商审议结果中,2008年汶川周围的一片区域都被列入了重点监测区,谁知独独在汶川发生了灾难! 5月18日下午,在中国地震局召开的汶川大地震总指挥部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要求地震部门加强对余震的监测和趋势分析,加密、强化现场流动观测,把握震情的发展变化,及时提供可靠的预警信息,     

经济犯罪类型研究

经济犯罪是国内外刑法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和经济犯罪的现实,比较国外有关经济犯罪的理论和实践,在廓清经济犯罪概念和性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犯罪的类型问题。我国刑法学者提出的经济犯罪概念归为三类:宏现经济犯罪概念、中观经济犯罪概念和微观经济犯罪概念。德、日、英、美等国学者对经济犯罪类型也有自己的观点,经济犯罪的研究深度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值得学界关注。     

从分权制衡原则审视羁押权之归属

权力分立制衡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刑事司法权力运作的基础,对于受指控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具有重大意义.就国际公约与欧、美先进国家的法治经验论,纠问式侦查构造已日渐式微,检察官无羁押权为各国立法之通例.如果检察官已经行使侦查、公诉职权,就不宜再在侦查程序中担当预审法官,也不应当享有羁押决定权.我国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应当温和而渐进地进行,在保障受指控人的听审权与救济权利的前提下保留检察官羁押权,引入事后审查制由中立法院对羁押进行事后复审.     

“公民用法”问题研究

"公民用法"与公民守法、知法等概念有着质的区别,它能够使法回归于社会,改变政府的法治角色,提升公众的法治认同度,使法由支流变为主流。"公民用法"意味着一国法治进入了相对较高层面,是对传统法治理念的升华或拓展;也意味着公民与法进入了一种新的关系形式。然而,在我国法治系统中"公民用法"还是一个盲区,具体表现为:强调了执法机关的用法行为,疏忽了公民的用法行为;强调了公民的守法意识,疏漏了公民的用法意识;强调了法治的社会化,疏漏了法治的个体化;强调了国家治理的进路,疏漏了公民自治的进路等。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塑造公民后现代法律意识,确认公民对法的选择权,提高公民对立法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承认公民作为法治主体的身份,政府应当转化法治主动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