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南北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失衡之多层面多因素分析——以PAM理论架构为视角

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失衡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顽症,同样也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难题。本次研究以台湾地区南北产业经济发展为例,打破以往的“单层面研究”,创新性地引入公共事务管理整合（PAM）架构,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实地调研、文献阅读等多种方式,层层抽丝剥茧,展开对台湾南北软环境、硬环境、自然资源（条件面）的差异性研究,进一步探析条件面上的差异对台湾南北部的民众、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在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个体与群体的兼顾联结（本质面）上的影响,以及对台湾南北经济、社会、政治等宏观影响（现象面）。研究发现,台湾南北产业经济发展失衡的根本原因并非表面的政府与政策失灵,而是受民情文化（条件面）、公民认知（本质面）、社会政治（现象面）等深层次、多因素的影响。在两岸交流进入加速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文章最后建设性地提出改善两岸关系的新启示。     

陆资来台尚需打通六个症结

自1991年岛内开放对大陆投资以来,两岸投资即呈现不相称现象。2008年两岸关系得以改善,经贸关系正常化。然而,自2009年开放以来至2012年,台湾方面总计核准5．363亿。相对地,2012年,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专案2229个,实际使用台资金额28．5亿美元。两岸相互投资仍呈现失衡状态。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需综合施治

近年来,随着低生育水平目标的实现,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引起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日益突出。保持合理人口结构,实现人口生态平衡,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河北作为全国第六人口大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缓解,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刻不容缓。     

充分保障人民警察的权益

因为体制、机制、干部人事等诸多因素,多年来,基层公安机关已经形成了机关基层警力配备严重失衡的现象,表现为市局、分局、派出所警力分布呈现出"头重、腰粗、腿细"的问题。仅就我们分局而言,一支拥有数百名警力的队伍,分局机关警力占全部警力的60%以上,而基层11个派出所的警力总和,只占总警力的40%以下。齐齐哈尔市市局机关警力更是阵容庞大,人浮于事,拥挤不堪。此种从机关到基层形成的"倒金字塔"结构,严重影响了警务的运行,同时由于基层特别是派出所民警的超负荷工作,也严重影响了警务效能的提高。     

从国际收支调节看欧债危机

从国际收支角度看,欧债危机是欧元区成员国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缺失造成的,这根源于一体化进程中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设计缺陷。在欧元区完全一体化之前,各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约束不会消失,完善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是欧洲一体化顺利发展的基本条件。     

领导干部权力心态的失衡与调适

权力心态指个体拥有权力时的心理状态,主要反映个体以一种什么心态去面对权力、行使权力。健康和谐的权力心态是当权者正确行使公共权力的内在基础和根本保障。     

经济危机内生论

根据经济危机形成原因及生成机理的不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可以划分为私人资本主义内生型经济危机和外生型经济危机。私人资本主义内生型经济危机和外生型经济危机常常会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各种混合型经济危机,这是导致人们至今未能认清经济危机本质的根本原因。现代经济学各个流派由于都不能区分两种类型的经济危机,从而使经济学领域的分歧和对立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     

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问题研究——从实证角度探寻量刑均衡的制度构建

在刑事审判中,量刑均衡作为量刑原则应在法官合理合法量刑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但目前该原则更多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较少约束司法实践。这种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较大差距在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审理中尤为明显。本文研究主要基于量刑均衡理论,同时紧密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在跨越南北的三地区司法实证考察的基础上,采取思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全文的论述。     

市井人语

遐想苏东坡有一天去游松风亭,一路行走疲惫,可目的地还在前面。发愁间,念头一转: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这突然的顿悟,是智慧灵光的闪耀。由此想到有的人为什么怨气多?就是只看到自己不如意的一面,心理失衡,如想想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想想自己所拥有的,也许心态就平衡了。(湖北成宁市徐全利)美德最近,辽阳市的仲先生开车时见有人掉进河里,急忙停车跳进湖中将落水者救起。但救人后仲先生车里的包却不翼而飞。仲先生虽然很气愤,但他表示,为救人即使丢十个包也值得。仲先生的行为彰显了令人敬仰的美德,同时,乘人之危的打劫者却露出了肮脏心灵。仲先     

正确处理“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迄今仍未取得明显效果,直接原因就是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担忧一次次地干扰了“调结构”这一长期任务。对于中国来说,别让对经济短期减速的忧虑妨碍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可持续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最为迫切的事情。为此,中央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约束地方政府以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热情,并引导地方政府实行经济结构的调整。